另一點，現在出現公共衛生政策製定幹預的時候，也出現了距離，因為我們學院開設了一門同性戀健康社會科學的課程，每年都會邀請知名教授來參與，兩個月前我們在和張北川教授對話的時候，在交流的時候曾經談到一個問題，他也做同性戀方麵的研究工作，提出公共衛生理論的角度針對同性戀的行為提出幹預，我們會要求他們減少肛交，因為這是一個高風險的行為，還有減少性伴。提出之後，會對部分的同性戀，認為他是肛交歧視，多性伴歧視。最終造成這麼一個問題。在同性戀圈子裏麵有自己的文化，是不是本身肛交、多性伴都是它的文化特征，不能夠與兩者分離，公共衛生提出反文化的幹預，會不會有很大的問題，很容易失敗？
另外一個方麵，回應柯比大法官，他提到的目前必須清醒地知道，現在對艾滋病沒有任何解決方案，患病之後即使有吃藥，隻能緩解但不能治愈。在這點上隻有預防這一條路，預防意味著限製行為，自由被限製，並不說是人的本性，自由是人的天性，可以不加限製。公共衛生提出了政策，限製他們的自由，現在他們的性自由，是不是有平衡點，怎麼找平衡點，怎麼找同性戀對話，需要探討的一方麵。
還有現在做健康調研的時候，信息傳遞遺漏問題，我們製定政策的時候告訴他安全套不是百分之百安全，但是傳遞到基層給對象的時候，完全說是安全的，除了安全沒有其他的策略，造成隱含公共衛生的危險。就是避孕套不是萬能的，政策該如何進行宣傳，也是需要探討的問題。
周丹：我可以跟大家分享，關於男性同性戀艾滋病感染問題，我為什麼會從主要研究同性戀問題上轉到艾滋病課題上？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男性同性戀者中艾滋病感染者的增多。但是，我最擔心的是，政府和社會看到公布的數字上升以後，大家的反應是什麼？把他們找到，進行集中教育？還是檢討以往的對同性戀的政策？我們現在同性戀感染者人數在上升，是不是以往的偏差導致現在發生問題？
因為有一點，並不是在暴露別人的隱私，實際上，大學裏麵已經有了感染者，大學裏麵進行性病艾滋病教育很少，甚至有感染者自己主動站出來想為大學生進行現身說法，但學校不讓。在這裏希望大家特別是在同性戀問題上，大家不要一聽到同性戀感染者上升就恐慌。更為重要的是要妥善的解決。
杜聰：我有幾點需要說明。
（1）有很多時候公共衛生政策跟法律方麵有衝突，比如說性，吸毒方麵，這樣的情況給我們很大機會。衛生部長也明確地說了，有很多事情政府做不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由政府組織來做，給我們機會。但是我們現在也有一個風險，如果這個工作做得不好的話，可能造成誤會，不少同性戀者批評認為這把艾滋病跟同性戀聯係過於緊密。
（2）很多的政策不能預防，沒有藥物的提供，預防是很難得到比較完善的效果。
（3）關於歧視方麵的問題，現在今天討論的是，綜合的歧視，就是對艾滋病感染者綜合歧視，同性戀者也可能是感染者，他們感染的時候受到歧視。
（4）感染者內部的歧視，現在有不少感染者，因為輸血感染，他們覺得自己不存在所謂道德問題，但是認為其他感染者有道德問題。感染者內部也有歧視。
徐玢：女同性戀者的健康還沒有提起，這是一貫如此，女同性戀者一向在很多公共話語中消失了。
剛才康嵐教授提到的，在女同性戀者群體中抑鬱症和諸如此類的心理問題是非常嚴重的問題。另外在西方對於女性的健康顯示，乳腺癌由於沒有哺乳，可能在女同性戀者中是非常大的殺傷。在我們的調查中顯示，將近90％女同性戀者不會去經常進行婦科檢查，經常性檢查是預防乳腺癌的最有效的辦法。當講起原因，為什麼不去做婦科檢查，有深層次的原因，一方麵去做檢查的時候大家會問，是否已婚？剛才講到性行為的時候，很多醫生會假設你是異性戀者，按照異性戀的生活方式去解釋你的病症。
很多時候，一個人性傾向可能會因為被歧視，所以不敢暴露，即使告訴對方是女同性戀的話，很多專業人士對女同性戀不了解，尤其是對她們的性行為方式不了解。現在希望作出努力，在專業人士、公共衛生服務人士中，能夠引進這樣的知識，對於男、女同性戀的生活方式和性行為方式有更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