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簡單地說一下，盡管我不是研究同性戀的專家，但是我想說一下對目前同性戀現狀的看法。我認為中國同性戀現在是公開的秘密，而不是秘密的公開。怎麼解釋呢？就是說社會對同性戀群體表麵上寬容度在增加，同性戀作為社會現象在逐步公開。但是實際上具體的個人同性戀身份還是秘密。同性戀群體也沒有達到自發地向中國現存的婚姻、家庭生育和繼承等個人權益的領域提出實質性行動綱領的階段。和西方最大不同的是，很多人不得不以傳統的社會關係、婚姻關係來掩飾自己的性傾向。
第二是對同性戀更多地采用觀念判斷，而非事實判斷。“同性戀”這個名詞，被賦予了很多內涵。在刻板印象中，同性戀就是變態、就是汙名化等等。反而，在國外有很多明星、球星，甚至是副總理、部長說：“我是同性戀”，然後公開身份。
第三個特點是我們還沒有進入法律權益的爭取階段。我們還在夾縫中求生存。我們可能更相信，就是多辦實事，少說空話。就像鄧小平說的那句名言，摸著石頭過河。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我們是比較不太注重理論預測和判斷，而更注重理論與實際的感覺如何。如果我現在房子可以通過市場購買，我們兩個同性可以住在一起，工作中隻要我不說同性戀就沒有問題，孩子可以領養，這些不存在難題。對中國的同性戀需要爭取的權益第一位還不是婚姻權。我這樣說並不是說婚姻權不重要而是覺得在這方麵更多是聽取中國的同性戀者自己的聲音，他們更需要的是什麼？
簡單地概括，就是用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來看中國的同性戀問題，似乎不是什麼問題。但是理性地看中國的同性戀問題，到目前為止是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和推進。
三點建議、三句話就是：
第一個要倡導多元、平等、和諧，這樣的公共教育，是我們的主題。
第二個是實際行動比一個綱領更重要，我們需要真實的人出現，比一百個轟動的概念有說服力。
第三個艾滋病是一件壞事，但是也帶來契機，同性戀發展了民間組織來參與艾滋病的防治。通過我們的行動可以擴大我們自己的空間來促進國家製定反歧視的法律。
榮維毅：李銀河教授反複提出，一個重要的對策就是宣傳教育，改變觀念，我也同意，進一步說，怎麼進行宣傳教育，是我們需要探討的問題。
我把宣傳教育，改變觀念分成三個方麵。一是獲得知識，第二個是改變立場，第三個是行動。關於知識的問題，很多人提到，昨天和今天都提到了科學，我覺得應該分析所謂實證研究的立場，即以為科學可以不帶個人偏見，可以獲得客觀中立的知識的立場。你本來就對同性戀有歧視，本來就有偏見，帶著這樣的立場，去研究同性戀，研究過程和得出的結論，可能會出現偏差。研究者應更多地做一些實地調查，聽取該人群本身的需求和感受，特別是作為異性戀專家，有些人做得很不夠，甚至當同性戀人群提出自己的需求，或者行為模式時，他仍然說是不對的。到底誰能代表科學？誰能決定哪種科學是真正的科學？對知識的判斷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
最後說一下行動。現在很多人提到同伴教育的重要性，社區建設、社區發展的重要性，但是中國這些年來同性戀社區有很大的發展、做了很多的工作，很少被別人知道。原因是，一方麵，與政府官員或專家學者是不是能夠相信這個人群，能不能真正地走進他們之中、了解他們的成果有關。另一方麵，跟這個人群本身的自我宣傳，自我賦權，自我張揚的力度不夠有關。政府應該支持這些組織。全國各地都有、各城市都有同性戀社區，做了大量的艱苦工作，包括艾滋病防治宣傳、心理健康谘詢服務等。這些工作應被充分肯定，而且社區應該聯合起來，大家應該在不歧視的環境中團結，與政府攜手合作，共創減少艾滋的美好明天！
梁霽：我主要講兩個方麵的問題。
第一個會議的主題是性、政策與法，主要圍繞同性戀，同性戀對於公共衛生說，主要是圍繞公共衛生政策的製定，這是對公共衛生比較重要部分，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公共衛生製度提出，麵臨很大的差距，有很大的距離。我要提出公共衛生必須要實際的數據、理論，比如說健康調查，而現在這一點我們很難做到。第一個距離是公共衛生研究與公共衛生研究對象的距離，今天討論問題主要是指同性戀的人群。到了上個世紀後半段，公共衛生出現了很大問題，公共衛生所關注的幾個大的問題包括艾滋病，特別是艾滋病之後是SARS，這幾個問題在尋找研究對象的時候碰到了困難，不像以前研究的對象，像我們公共衛生學院研究的血吸蟲、甲肝、乙肝，這些研究者是非常容易找到，非常容易調查。但是新的疾病，特別是像艾滋病所涉及到各個人群，包括患者、攜帶者，性工作者、同性戀者，這些人群是非常難與他們接觸。造成這個現狀的主要原因是前麵論壇討論歧視的問題，都有意隱藏身份，所以造成很難接觸。反歧視是一個重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