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維寶：同性戀在美國達到寬容和認可的最主要的障礙是美國存在著一種宗教上的傳統。這種宗教傳統使得一些人認為同性戀是“性變態”，是不道德、是錯誤的。然而這種傳統在中國是不存在的；不過同樣清楚的是，在中國要實現對同性戀寬容和認可，肯定也存在一些障礙。
孫中欣：為什麼今天開這樣的會？在什麼樣的中國社會變革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製定法律政策基於什麼樣的社會基礎上的呢？中國社會到底有什麼特有的文化資源？我認為主要有以下一些背景：
婦女運動和市場經濟，尤其是最近十年來所發生的婦女運動以及市場經濟的發展，因為市場強調平等，反對歧視，尊重個體。
中國長期以來，應該說最近二十多年來改革開放，經濟的穩定持續發展，這樣的發展尤其是城市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消費主義，還有樂觀主義的情緒。
白領與中產階層的成長與崛起。因為這樣一個階層的成長可以提供很大的消費能力以及活動的空間，比如說我目前所觀察的同性戀的文化其實是中產階層的文化，他們並不代表中國的其他的階層。
市場、國家、媒體，三個促進變動的因素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而國家的控製作用最近越來越弱，在同性戀問題上減弱，而市場和媒體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所以我們看到最近一兩年來，媒體對同性戀越來越傾向於正麵報道，同時看到不少的同性戀酒吧、餐廳以及各種各樣的聚會、網上組織開始成立。
中國社會對艾滋議題的關注。這樣的關注可能是雙刃劍，但目前感覺它起著積極的作用，因為帶來了大量的資金以及大量的知識、技術。
教育的普及。比如說上海絕大部分高中畢業生他們都能進入大學學習。接受高等教育的一代青年人在同性戀觀念跟上一代人非常不同，就是知識精英開始越來越多關注各種各樣的媒體和各種各樣的會議，這些知識精英都可以向公眾談他們的觀點和認識，像李銀河教授的觀點影響了很多很多人。
宗教的作用非常弱小，可能也是中西文化有差異的地方，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也是根深蒂固的。尤其是年紀大的人沒法改變對於同性戀的認識。這個可能是其中的一個阻礙。沒有宗教是一個資源，沒有宗教的強大控製，中國的傳統文化的形式也和西方有所不同，很多中國人認為“和”還是很重要，例如，我可能還是不喜歡你，但是我不想和你打架，不會有暴力的衝突，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差異。
在中國，家庭婚姻發生了變化。最大的變化是人們越來越重視個人幸福生活多元化的選擇方式，比如說“丁克家庭”，婚前性行為，離婚，還有居住方式的變化，比如說年輕人到一定階段，就不和父母住了。
賈平：有關同性之間性行為的相關中國法律，有很有意思的兩大背景：一是通過對私生活/性生活的放鬆管製，從而附帶產生了對GAY，同性社區的放鬆管製；第二個背景是在艾滋病廣泛流行的背景下，由於GAY被認為是屬於高危人群，處於公共衛生和人權保障的需要，而得到了更大地關注。
中國當代關於同性戀法律規製的主線有四條：（1）1957年的時候，最高人民法院在給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有關案件答複中，明確指出同性之間合意的性行為是合法的，但是由於政治運動沒有實際有效執行。（2）1979年的刑法（舊刑法）當中，關於同性戀的懲罰是放在流氓罪一節中，比如說跳黑燈舞、雞奸都是可以成為流氓罪。（3）1997我國刑法修改以後，刪除了1979年刑法中規定的流氓罪，並將其具體分解為若幹的罪，比如猥褻婦女兒童罪，這樣就使得刑法具有更好的可操作性，避免了以流氓罪對邊緣人群進行隨意的懲罰，但是，舊刑法的流氓罪理論，依然可以在各種行政法規，規章中看到痕跡，與流氓罪近似的規定，也散落到《治安管理處罰法》之類的行政法規、規章當中，在中國社會中仍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4）在2001年公安部對於廣西公安廳的批示中，第一次確認了同性之間通過金錢進行性交易，可以被視作為賣淫，這一規定是曆史性的，它表明在對同性戀進行懲罰法律依據不足的情況下，官方更多地傾向於將同性性行為與現行法/主流道德所不容的行為相連接，從而找到懲罰的合法性基礎，這一方式，實際上已經成為今天中國法律體係中，處罰同性戀行為的主要模式，也構成了上述行政法規、規章的法理依據。
榮維毅：人們往往認為中國沒有宗教的阻礙或是障礙，所以認為中國在傳統上是認可同性戀的。但是，這種看法沒有分清中國傳統文化中對同性戀的寬容不是對性傾向本身的寬容，而是對中國文化傳統中對男性的性權力的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