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回顧性與家庭形式的令人驚異的國際變遷時，我們發現同性戀者爭取婚姻和撫養權的活動既存在悖論，又不可預測。首先，同性戀者爭取婚姻之時恰逢異性婚姻出現體製性式微的諸多症狀的曆史時刻。在大多數發達工業社會，異性伴侶常常在結婚之後還與別人同居，隨後幹脆和他（她）們再結婚，現在更多的人不選擇婚姻而選擇同居，即使要結婚的話，也推遲婚齡，離婚變得越來越普遍，與近代家庭體製相比，他（她）們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時間更多地處於未婚狀態。曾幾何時，婚姻自由意味著可以選擇和誰結成伴侶。如今，它意味著可以選擇要不要、何時、如何結婚，結婚多久，結多少次婚。
異性間的普遍性的終身婚姻的減少引出了重要的政策問題，即要不要且如何承認其他成人親密關係。家庭伴侶關係是否要同時適用於異性和同性伴侶？性的結合是否非要成為家庭福利、責任和權利的基礎？是否可以將這些拓展到其他形式的親密關係中？賦予同性婚姻法律地位是否會破壞家庭和性多樣化並進一步造成對單親家長和他們的孩子的歧視？就同性婚姻是加強還是削弱婚姻機製的問題，支持與反對同性婚姻的人各持己見。在這一方麵，令人驚訝的是，在首先承認同性婚姻的國家，異性結婚率已經很低。在這些社會中，婚姻已經很少帶來實質性福利，這些國家也不明顯歧視未婚伴侶。換句話說，在那些婚姻不承擔什麼特別的社會、道德和經濟價值的社會，同性戀者更容易獲得平等的婚姻權利。
第二個曆史性悖論就是出現大量同性戀者之時恰逢發達工業社會異性的婚育率掉落到了極低水平。換句話說，正當許多異性戀者選擇不要孩子或者少生孩子的時候，許多同性戀者卻在爭取成為家長。當然，這也不一定就是悖論的，因為它體現了我上麵提到的把性從婚姻和繁衍後代中抽離出來的另外一種表現。如今是否要孩子取決於情感而不是經濟方麵的考慮，這表明對持久的愛和親情的訴求。在越來越多的單身異性戀者及未婚異性戀伴侶選擇成為父母的背景下，同性戀者希望養育子女也是合乎情理的。
撇開當代就承認同性戀家庭關係的激烈爭論，回顧曆史，我猛然發現與它類似的另外一個曆史上的悖論。美國和前蘇聯冷戰時期，西方的反共人士把共產主義描繪為對家庭的嚴重威脅，因為他們聲稱共產黨要求公民的絕對忠誠和勞動，這就犧牲了家庭的紐帶（Skoussen，1958）。我個人對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研究使我對這一革命的勝利與儒教家長製在中國農村家庭的命運之間的關係有著不同見解。我認為，正相反，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恰恰挽救了衰落的婚姻和家庭係統，使其免受農耕危機的破壞，並在改革它的同時使農村家長製參與民主化。《翻身》描述的土地改革使農民可以獲得婚姻，家庭將人民解放軍緊密聯係起來，使其成為革命的源泉。
同樣，當代反對同性戀結合、撫育子女、獲得家庭權利的人把這些都視為對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威脅，我卻看到了另外一副圖景。直到最近，還有許多同性戀者被迫隱瞞自己的身份或者遠離家庭。這兩種情況才是對婚姻和家庭的真正威脅。實際上，當今的所謂的自由愛情婚姻係統如果不允許同性戀者自由追求他（她）們真正的愛情，那麼這種係統也不會得到增強。如今，大量的公開身份的同性戀者將婚姻和撫養權，作為生活中心目標。他（她）們正成為後現代家庭狀態的先鋒力量。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和變性人對家庭的期望正是從義務的、異性繁衍為目的的家庭向組建我們自由選擇的不同家庭形式帶來的不可避免的挑戰進行全球過度的不可分割的部分。這裏引用馬克思（1852）的觀點，我們創造曆史、組建家庭時無法選擇身處的周遭環境。同樣，實現家庭和性多樣化、平等與和諧的道路必然是曲折而坎坷的。但是曆史發展的總曆程也同樣是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