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這些事實，政府對同性戀者的迫害不僅顯得十分浪費，而且是社會的災難。政府打擊犯罪的資源十分有限，而在任何一個現代社會，又有許多暴力和不負責的行為。利用有限的資源不去打擊暴力攻擊活動而去迫害無害的少數群體是很不劃算的。更重要的是，它損害社會和諧。如果迫害政策的受害者是有生產力的群體，對他（她）們的迫害就會激化社會仇恨，使公民中最邪惡的一小撮人得勢。顯然，上世紀五十年代的美國就有這種經驗教訓。一群瘋狂的人打著國家安全的幌子主導了一段時間的美國國家政策，他（她）們肆意抓捕美國數以千計的同性戀者。他們基於偏見的“反共產主義”和反“性變態”的運動使得公民互為敵人（Johnson，2004）。
一些沒有那麼激進的政府或民間排除同性戀者的政策也會導致社會不和諧。此類政策傳達了一種觀點，即同性戀者低人一等、道德敗壞甚至不算是正常人。在美國或許也在中國，存在著反同性戀者的社會焦慮。年輕人若是發現自己是同性戀常常會感到焦慮；有的甚至會自殺（美國健康和人道服務部，1989）。有些公民則認為此類政策是對他們民間偏見的公開支持。無論是基於種族、宗教還是同性戀的偏見都會導致暴力。美國的同性戀者常常會受到暴力侵害，主要是由於恐懼同性戀的政策造成的（譬如Herek和Berrill案，1992）。縱容針對某個少數群體的暴力無益於社會總體和諧。
（b）多樣性（和“櫃子”）。大多數地域廣闊的國家都有各種各樣的群體——種族群體、宗教信仰上的少數群體，如今又出現了各種與性相關的群體，比如同性戀群體。中國和美國都由不同族群構成，他們一起生活和工作。這不僅是寬容之事，而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此外，隨著世界各國互相依存的加深，每個人都需要理解種族、性別、宗教甚至性傾向的差異性。一個煽動針對少數人群敵意的國家並不是在向這個世界展現其最好的一麵，同時也無益於其公民有效地參與越來越多樣性的世界經濟和國際社會。
多樣性堅決反對迫害，同時也質疑排除政策（包括間接排除）。上世紀中葉，美國迫害和排除同性戀者的政策並沒有消減同性戀者的人數，但迫使大多數同性戀者不得不過著“隱秘”的生活，生活在所謂的“櫃子”裏（Chauncey，1994，後記）。對作為少數人群的同性戀者來說，由“麵具”和秘密的性生活所構成的世界毀滅情感，而且這種世界本身也不穩定。鼓勵在工作場所和其他公共場合保持謹慎持重的政策是無可厚非的，但是迫使成年人生活在“櫃子”裏的政策同樣也是毫無益處可言的。
“櫃子”體製也使第三方遭受損害。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失敗的婚姻。在美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可能如今的中國也是如此，同性戀者和異性結婚但沒有告訴他（她）們的伴侶自己真實的性情感。大多數此類婚姻都不幸福，對蒙在鼓裏的一方顯然是不公平的。在今天的美國，一些雙性戀者或者男同性戀者仍然與女性結婚或者發生性關係，但是卻不告知對方他們也和男性發生性關係。許多不知情的女性因此感染了可導致艾滋病的艾滋病病毒（HIV）。醫學專家還發現艾滋病預防工作十分需要男同性戀或者雙性戀群體的合作，由此反對羞辱男同性戀的政策（Philipson和Posner，1993）。
在西方，艾滋病感染率最低的是處於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的那些社會。那些國家已經廢除了反同性戀者的法律和政策，而且通過立法堅決禁止對同性戀者的歧視。丹麥是世界上第一個承認“同性結合”（same-sexunion）的國家（1989年）。它的北歐鄰國紛紛效仿，這使得艾滋病感染率進一步下降。專家還發現支持同性戀者的政策與較低的性病傳染率有關（Eskridge和Spedale，2006）。
（c）效率。講效率的現代社會知道人力資本是最為重要的資產，對中美兩國而言更是如此。每個人都應該對創新和其他社會事業有所貢獻。每個人都應該以自己的方式貢獻才能、專長和能力。如果政策基於任意的標準諸如種族來將人們的貢獻分門別類的話，社會事業所需的理性將會被削減。譬如，如果一個國家規定少數民族人士不得獲得工程師資質的話，那麼對希望成為工程師的少數民族人士就是極大的不公平。對社會而言則是更大的不公平，因為這類規定將使社會失去無數優秀工程師，也許其中一些還可能是國家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