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些大都是題外話。惟一有關的是，當家庭某一成員長期外出，而其他成員留守家中時，無疑他擺脫了家庭的束縛，而家庭的凝聚力也就相應地減弱了。農村人口湧入城市（這是文化增長時期的特點），也會產生和海上貿易相同的結果，即削弱了家庭的凝聚力。另一種是奴隸製的影響，在下層社會中，這種影響也許更為重要。主人很少重視他的奴隸的家庭關係，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把男女奴隸配為夫妻，同時，他也可以和任何他喜愛的女傭進行性交。當然，這些影響不會削弱貴族家庭的凝聚力，因為貴族家庭的建立是依據對於門第的欲望，以及古代所特有的城市生活中家庭之爭的勝利——這很像中世紀下半葉和文藝複興時代意大利的城市生活。然而，在羅馬帝國最初時期，由於最終獲勝的基督教起初是一種奴隸和無產階級的宗教，導致貴族製度曾失去過它的地位。以前，家庭在社會各階級中的力量之所以減弱，無疑是因為古代基督教反對家庭，而且規定了一種把家庭放在次要位置上的道德標準的緣故。其位置之低，是以前的道德標準中所沒有的，除佛教的道德標準外。在基督教的道德標準中，重要的不是人與人的關係，而是靈魂和上帝的關係。
然而。佛教的情況卻提醒我們，不能過於強調宗教的純粹經濟上的原因。我並不十分清楚，當佛教傳播的時候，印度是什麼樣的一種情況。對於佛教所注重個人的靈魂是不是由於經濟的原因，同時我也十分懷疑，當時是否存在著這種原因。其實，當初佛教盛行於印度的時候，本來是一種掌權者的宗教，所以有關家庭的思想按理應當對他們比對任何其他階級更為有利。不過，後來人們開始普遍輕視現實世界而尋求靈魂拯救，結果，在佛教的道德標準中，家庭處於一種極為被忽視的地位。除了穆罕默德之外，所有偉大的宗教領袖（如果孔教可以稱為宗教，孔子也在其列）一般都對社會和政治十分淡漠，因為他們的目的在於通過反省、訓誡和自我否定，使靈魂達到盡善盡美的淨化。
有史以來所產生的那些宗教與有史以前的宗教相反，它們都是以個人為中心的，而且都認為，一個人可以在孤獨的生活中履行他的一切責任。當然，這些宗教同時也認為，如果一個人有社會關係，他必須履行那些與社會關係有關，並且為人們所承認的責任。但是，它們一般都不把社會關係的構成視為責任之內的事情。這一點基督教表現得尤為顯著，因為基督教對於家庭曆來持反對態度。我們在《聖經》中可以看到這樣的訓誡：“愛父母勝過愛我者，不配做我的門徒。”這句話的意思是，一個人應當做他認為是正確的事情，即使他的父母認為是錯誤的——這種觀念是古羅馬人和保守的中國人所無法接受的。
基督教中，這種個人主義的色彩逐漸削弱了一切社會關係，尤其是在那些最熱心的人中間。在天主教中這種影響比在新教中要小，因為在天主教中，包含在我們應當服從上帝而不是服從人這樣一個原則中，其中的混亂成分最為顯著。服從上帝實際上意味著服從良心，但人們的良心是千差萬別的。因此，當良心與法律之間發生衝突時，真正的基督徒將會感到，應該尊重服從自己良心的人，而不是法律的命令。在古代文化中，父親就是上帝，而在基督教中，上帝則是神父，於是，父親的權威被削弱了。
現代家庭製度的衰落無疑主要是由於工業革命的影響，但是這種衰落早在工業革命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家庭製度衰落起源於個人主義的理論。現在，青年人都堅持按照自己的意願，而不是依從父母之命選擇情侶。已婚的兒子住在父母家中的習慣已經不複存在了。兒子從學校一畢業就得出外謀生，這已成為一種習慣。過去，隻要兒童可以在工廠做工，他們就會成為父母的財源之一，直到他們死於過度勞累。但是《工廠法令》已經取消了這種剝削形式，雖然那些以此為生的人對此表示抗議。從此，孩子從謀生工具變為經濟負擔。在這個階段，人們懂得了運用避孕法，於是，人口出生率開始下降了。人們普遍認為，不論在哪個時代，人類都是根據他們的經濟狀況而生育孩子的。無論如何，這種情況適用於澳大利亞的土著居民、蘭開夏的紡織業工人和英國的貴族。我不敢斷言這種觀念可以用理論來確定，但它的確與事實相差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