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師曾在《文人畫之價值》一文中按照重要性依次列舉了四個要素：人品；學問；才情；思想。潘天壽承擔著傳承和發揚文人畫優良傳統的重任，文人畫所需的四種品質在他身上都有完美體現，作為教育家，他身教重於言教，人品高邁，他以傳統為根脈，把繪畫當作學術看待。他說：“不讀書，不了解中國文化，就不知道什麼是中國畫傳統。”[2]198在繪畫教學中，他教育學生不能僅僅立足於畫畫一麵，對詩文、書法、畫論、畫史等方麵都要詳加研究，必須博學廣聞，采百家之長並加以創造才能不斷進步。在引導學生學習中國畫這個問題上，潘天壽以文人畫的各種要求來教授學生，中國畫在謝赫的“六法”提出後樹立了最高的審美創作目標——氣韻生動。北宋時期，著名繪畫理論家郭若虛提出“氣韻非師”的著名理論，明代董其昌總結前朝繪畫藝術也說到：“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有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裏路，胸中脫去塵俗，自然丘壑內營立成鄄壑，隨手寫出，皆為山水傳神矣。”[4]109在浙江美術學院的國畫係教學裏，依照潘天壽的主張，詩詞、書法、篆刻等皆被列入了正式課程，首先是“讀萬卷書”與繪畫相輔，在實際課程安排中，潘天壽詳細製訂出讀書、寫字、畫畫、和其它課程的時間比例，他一度從外校聘請專家教授學生創作詩詞與欣賞戲曲，這種對人文修養的全麵要求無形中促進了學生國畫創作水平的提升。與此同時，潘天壽反複告訴學生在寫生過程中要深入了解生活，學會認真思考，這是對“行萬裏路”的生動實踐，彌補了一味讀書的不足。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潘天壽不僅在藝術教育上投入了全部心血，連一些生活細節他都在替學生考慮。他很多次告訴學生，除了藝術，身體也要鍛煉，不要變成“小老頭”。畫畫不僅僅是技術，還包含著思想，乃至艱辛的勞動。它既是人類的精神食糧，也是辛勤的勞動成果。李叔同在《圖畫修得法》中就提及美術的體育健身之功能。他說到“若為戶外寫生，旅行郊野，吸新鮮之空氣，覽山水之佳境，運動肢體，疏瀹精氣，手揮目送，神為之怡，此圖畫紙效力關係於體育者也”。在繁重的教學任務和瑣碎的行政工作之餘，潘天壽還處處替學生著想，其為人師表的人格形象令學生仰之彌高。
在藝術風格創造上，潘天壽教育學生獨創風格首先要直追古人，取法乎上，在此基礎上才有超越，在潘天壽看來，這種藝術的超越依賴於個人修養的提高，讀書和鑒賞等都是必須要做的事情，而勤奮則是他對學生的另外一個忠告。潘天壽的一生勤奮努力，即使晚年“文革”挨批的時候他也堅持每日練習書法，至於老師的作用，他認為老師的眼界、學問都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學生，但這並不應該成為風格創造的唯一出路。潘天壽將老師定義為引導者而非完全的傳授者，這明顯更具有科學性。潘天壽主張風格的多樣性，在他看來，所有學生藝術風格的趨同無疑是失敗的，畫家要獨創風格，就不應該固守成法，而要在熟練掌握技法後勤學苦練，才能“徑崎嶇而至坦途，脫窮厄以臻佳境”，觀古今中外大藝術家，莫不如此。
新中國建立後，寫實主義風潮擴散，麵臨著過度左傾的人物畫創作傾向，潘天壽提出了中國畫要分科教學的建議，他從現實出發，說明了人物畫的重要性，同時他又從中國畫特色上強調山水花鳥畫作為中國優秀傳統發展的必要性，他指出，中國畫需要按照藝術規律進行分科教學，這實際上就是對“百花齊放”的藝術方針的堅持，從而為專業人才的培養打下了基礎。
“要做一個畫家，首先必須做一個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人。因為畫品和人品是緊密相連而不可分割的。”中國傳統繪畫藝術所追求的根本是“藝成而下，德成而上”的人生哲學，依照儒、道兩家的觀點，“道”和“德”才是人生最重要的目標。繪畫的“比德說”延續了上千年，作為傳統的文人畫家，潘天壽教給學生的各種中國畫技巧並主張最終回到道德品格的教育上，在1969年春節，他抱病給青年學生寫信，在介紹學習方法時他依次寫道：一，從事中國畫技術基礎的鍛煉；二，注意詩文書法金石之輔助；三，駢考畫史、畫理，即古畫之鑒賞；最後的重點，在品德與胸襟的修養。
潘天壽一生遊於教學和藝術創作中，從他的教育理論和思想中可以看出，他具有強烈的國家和民族榮譽感，以堅持傳統為己任，全身心投入中國現代美術教育，他有著長遠開明的眼界，能夠緊隨時代步伐，提出了很多高瞻遠矚的見解，為中國現代美術教育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