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此卷為張旭所書的觀點始見於董其昌的題跋，因董其昌在書畫界的突出地位，此說影響極大。關於此作是否為張旭所書長期以來一直為書畫鑒定界的一大公案，尤以啟功和謝稚柳、楊仁愷等人最具代表性。楊仁愷認為該作為張旭真跡，他在《唐張旭的書風和他的
》等文中，力主張旭真跡說，主要基於對草書發展各個階段與時代背景的考量以及對受到張旭影響的後代書家作品真跡的對照、分析。[7]233而謝稚柳則根據傳世顏真卿、懷素、楊凝式、黃庭堅等重要書家書風承襲關係，肯定此卷為張旭所書，這與楊仁愷的研究路數基本一致。目前，楊、謝二人的觀點已被國內大學課本和國家書刊所采用，而啟功的觀點一直頗受冷落。啟功認為，該作並非張旭所書，乃北宋年間的作品。啟功在《舊題張旭草書古詩帖辨》中指出：古代排列五行方位和顏色為東方甲乙木，青色；南方丙丁火，赤色；西方庚辛金，白色；北方壬癸水，黑色；中央戊己土，黃色。該作庾信詩中原句“北闕臨玄水，南宮生絳雲”中的“玄”即是黑，“絳”即是紅，北方黑水，南方紅雲，一一相對。而宋真宗則自雲夢見他的始祖名為“玄朗”，故命令天下諱這兩個字，凡“玄”改為“元”或“真”，“朗”改為“明”，或缺其點畫。此事件發生在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戊午（參見宋李攸《宋朝事實》卷七）。啟功同時指出，凡所見宋人臨文所寫，除了按規定改寫之外也有改寫其他字的，如紹興禦書院所寫《千字文》，便改“朗曜”為“晃曜”。而此處“玄水”改寫作“丹水”，當是為了避諱而不顧及通常五行中的方位顏色，出現南北同紅的情況。而在啟功看來，此卷的書寫年代，下限不會超過宣和入藏以及《宣和書譜》的編訂時間，上限則不會超過大中祥符五年十月戊午。[8]79 需要指出的是，該卷所書四首古詩最早見於唐徐堅的《初學記》卷二三《道釋部》，且順序也完全一致。該書為徐堅奉敕為唐玄宗時諸王學習之用而作，應為唐代廣為流傳的工具書之一。生在唐朝的張旭書寫時產生筆誤的可能性很小，而其他的作者書寫時因避諱而出現與原文不一致的可能性則很大。再者，五行的知識對古代讀書人來說，也為常識中的常識，出錯的幾率更是小之又小，何況又出現在仙道題材的詩中！筆者以為，在眾多的相關論述中，啟功的論證可信度較高，故而雲此《古詩四帖》為張旭所作實屬牽強。不過啟功的論述也並非無懈可擊，其作為論據的徐堅《初學記》的版本便是一個問題。盡管如此，筆者以為將一個尚在爭論中的問題以公論的形式廣布於目前的中小學乃至高校的美術教材上實在有失謹慎。有時告訴學生問題之所在，進而激發其求知的欲望似乎更合乎藝術教育的本義。 在其他的朝代，元代因蒙古人的名字為蒙古語的音譯，無須避諱。明代則避諱依舊，不過已不像唐、宋那麼嚴格。清代因清世祖福臨為滿語音譯，故而不避諱，然康熙朝開始避諱，且極為嚴厲，但在明清兩代避同音字的諱已不複存在。明清時因不避同音字的諱，便出現既可將避諱字改成同義字，也可將其改成同音字的現象。如畫家趙元生於元代，入明後須避明諱，“元”隻能寫作“原”，因此根據趙原（趙元）作品的款署，自然可以斷定其作品的大體時限。再如清代“四僧”中的弘仁，乾隆之後作品款署時因避乾隆的諱（乾隆名弘曆），弘仁的“弘”隻能寫作“宏仁”，雖然其曾為血性十足的抗清誌士。 當然避諱也有特殊的情況，如已祧（皇帝已故五世的祖宗）不諱，不過有人照樣依據慣例與敬仰予以避諱，由此可見其問題的複雜性。而在臨摹一些作品時，為了保持與原作的一致性，款署則往往依原作臨寫，無須避諱。[2]258這些均為古書畫鑒定時應予以注意的地方。避諱盡管僅為古書畫鑒定中的輔助依據，但其作用不容忽視，上述的幾個案例依然已給出了頗具代表性的注腳。不過筆者認為，所有的鑒定方法均存在不足，隻有將各種方法予以綜合運用方為大成，然這又何其難也！故而越是在書畫鑒定上有所造詣的人，便越內斂低調。上述楊仁愷、謝稚柳、啟功三位鑒定界前輩之間的爭論便為我們上了意味深長的一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