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曆史時期的比對中，唐、宋兩代避諱最為嚴格，同字同音都要避諱，這是研究者應該注意的地方。唐、宋兩朝的書畫作品傳世極少，彌足珍貴，因時間的久遠，往往真假莫辨。一些傳世的作品盡管藝術水準很高，但在作者與時代的斷定上多有爭議，而避諱則常常成為研究者有力的鑒定工具。比如在具體的書畫作品中，宋代的“匡”要改成“輔”（避趙匡胤的諱），“紈扇”隻能稱作“團扇”，因“紈”與宋欽宗趙桓的“桓”音近，故而也要回避。故而，針對世傳宋代黃庭堅的《千字文》中“紈”與“丸”字均避了諱，專家們便指出這是一件贗品的不堪之論，因為黃庭堅並沒有活到宋欽宗的時代，自是無須避此諱，而這件作品定是欽宗時代或欽宗以後的宋人造的假。[2]258世傳嶽飛（1103—1142）行草長卷《前後出師表》，同樣也可以通過避諱的角度見出其偽造的破綻。因嶽飛為世人敬仰的抗金英雄，而該作書寫內容又與其經曆極為合拍，尤其是《後出師表》的“嶽飛自跋”：“紹興戊午秋八月望前，過南陽，謁武侯祠，遇雨，遂宿於祠內。更深秉燭，細觀壁間昔賢所讚先生文詞、詩賦及祠前石刻二表，不覺淚下如雨。是夜，竟不成眠，坐以待旦。道士獻茶畢，出紙索字。揮涕走筆，不計工拙，稍舒胸中抑鬱耳。嶽飛並識。”[3]73其聲情並茂的訴說，頗能激起觀者的共鳴，故而該書跡流傳甚廣，在浙江杭州、河南湯陰的兩處嶽廟，成都武侯祠、五丈原諸葛亮廟、雲陽張飛廟、青城山三皇殿、濟南大明湖等處均有翻刻。不過從其中“未嚐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句斷定，其應為一件偽作，因為沒有避欽宗趙桓的諱，這在避諱極其嚴格的宋代實在不合當時的禮製環境。清人歐陽輔《集古求真》便考訂，此作當出於明成化、弘治年間（1146—1505）白麟的偽作。[4]97白麟為明代偽作高手，專以偽造宋代名人書跡為生。關於白麟，明人李日華《六研齋三筆》卷四記曰：“成化間，有士人白麟，專以伉壯之筆，恣為蘇、米、黃三家偽跡，人以其自縱自由、無規擬之態，遂信以為真。此所謂居之不疑而售欺者。蘇公《醉翁亭》草書是其手筆，至刻之石矣。米書《師說》亦此公所為也。”[5]由此可見白麟在偽作界的聲名，該偽作出自他的手筆似合情合理，更何況該作中一個“桓”字的避諱問題便讓其無意中露出了馬腳。
以避諱來鑒定古書畫最典型的案例，當屬對傳為張旭所作《古詩四帖》的爭論上。傳為張旭的《古詩四帖》長卷一直被視為唐代張旭草書的代表作，在書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張旭，字伯高，一字季明，蘇州人，官至金吾長史，世稱“張長史”。張旭嗜酒，常醉後叫呼狂走方落筆，曾以發濡墨而書，醒後自視，以為神，不可複得，故世人名之以“張顛”。唐人的草書以張旭與懷素最為知名，有“顛張狂素”一說。世傳張旭的作品數量極少，此卷是否為其真跡顯然意義重大。況且如今通行的藝術史教材論及張旭的草書，基本上均將此長卷歸為張旭的名下，故而我們可以說，此卷作者若非張旭，幾乎等於改寫書法史中最精彩一個章節。
《古詩四帖》長卷為紙本墨跡，縱28.8厘米，橫192.3厘米，共四十行。能顯示其在收藏界顯赫身份的主要為該卷首尾均有宋宣和內府的收藏印，而明代又經由華夏、項元汴等名家的收藏，今本尚有明代豐坊、董其昌的題跋，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該卷寫在五色箋上，分四幅，早間曾被裁截，作偽者故將今第二幅末“謝靈運王”中的“王”字第一短橫挖去，冒充“書”字，遂成“謝靈運書”，並將此幅置於卷末，因而造成曆代著錄多有以此貼為謝靈運書者。事實上，本幅作品書寫的四首古詩，前兩首為北周庾信的《步虛詞》，後兩首為南朝謝靈運的《王子晉讚》與《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讚》。從時間上考慮，因庾信（513—581）出生晚於謝靈運（385—433）去世約80年，故而謝靈運不可能寫庾信之詩，改卷“謝靈運書”說不攻自破。該作的書寫內容均為仙道題材，與五色箋的紙張相映生輝，顯示出內容與形式的一致性，且其藝術水準極高。其上諸位鑒賞名家的題跋便真實反映了其非同尋常的藝術魅力。項元汴的跋雲：“筆勢縱逸，使人真有淩雲之想。”豐坊跋雲：“是帖行筆如從空中擲下，俊逸流暢，煥乎天光，若非人力所為。”董其昌則跋雲：“有懸崖墜石，急雨旋風之勢。”[6]494結合原作的藝術水準來看，諸跋的讚譽之詞並非言過其實。然即便是如此曠世傑作，關於其作者的考據至今仍難有定論。這緣於該卷上並無具體作者的款署，眾多的著錄也同樣未有關於作者的可信度較高的記述，稱其為張旭的手筆也僅基於該卷書風與藝術水準的推測。也許正是基於上述緣故，清時該卷進入內府被定為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