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據說有比公映版長很多的導演剪輯版，《孔雀》的公映版顯得少許不暢。但影片中浪漫的少女情懷、純淨的理想主義還是非常打動人心。顧長衛本人是這麼“破題”：“生如孔雀，盡管一生再黯淡，平庸的歲月再漫長，也總可以等到開屏的瞬間，這樣的瞬間，便足以將生命照亮。”[4]當姐姐高衛紅（張靜初飾）在破陋的小城街道上，旁若無人地用自行車載著一朵絢麗綻放的降落傘飛馳時，影片的感情達到了爆發的頂點。這個極具衝擊力的美麗意象是全篇的點睛之筆，少女飛揚的靈魂刹那間照亮了周遭灰暗的現實空間。其實姐姐的“理想”並無具體所指，她隻是不希望自己永遠在“一地雞毛”的生活裏耗盡青春，她渴望飛出這個沉悶壓抑的生存環境，高高地放飛青春的激情和生命的衝動。為此，她不顧一切地去維護自己夢想的完整，去抓住任何可能的機會來接近夢想的實現。影片讓寫實的“懷舊”生活與寫意的“超越凡俗”詩意相接，也是本片的創意所在。因為無論是在影片故事發生的背景：20世紀70年代的內地小城，還是今天新世紀電影觀眾們身處的繁華都市，渴望激情的燃燒，渴望掙脫平庸瑣碎的生活都是年輕人共同的心境。人們願意接受這個故事，也同情她注定無法實現、注定跌落塵埃的不安分的青春情懷。
《孔雀》最終得到了崇高的榮譽：柏林電影節的銀熊獎。首部影片被廣泛認可，讓顧長衛在下一部影片《立春》中變得激進很多。這部電影整體的故事框架仍舊圍繞著女主角高邁的“理想”在灰暗的“現實”之間的掙紮。人和環境的對立被高度強化，而女主角的“理想”卻被更加“坐實”。王彩玲（蔣雯麗飾）擁有一副華麗的美聲女高音，但她隻是在一個小城的師範學校做音樂教師。周圍的人們不理解她的高雅藝術，她也看不起小城的平庸眾生。許多年間，粘澀閉塞的小城就這樣慢慢吞沒了她和身邊同為“異類”的幾個“文青”。芭蕾、美聲、油畫，都不可能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這是一個熟悉的“啟蒙”話語中的蒙昧之地，恰如早年埋葬鮮活生命的《黃土地》，恰如捆住孫旺泉的老井村（電影《老井》），它吞噬一切不安分的生命和超越平庸的夢想。
然而，電影中的故事和人們的情感這次無法合拍。在現實邏輯層麵，在影片故事發生的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前期（鏡頭中不時出現一些標誌性的時代符號），以一個“城市”（鏡頭中出現為“鶴陽市”）的眼界和文化氛圍，根本不可能出現如此不堪境況，對於美聲和芭蕾完全以哄笑應之（電影中每當要表現“庸眾”時，鏡頭所到之處，城市的街道廣場都宛如鄉鎮般粗陋，人們衣著土氣、表情麻木呆滯，全無一點城市風貌）。雖然高雅藝術的“小眾”屬性決定它的接受者不會太多，但在80年代的“開放”熱潮中，無論是音樂、舞蹈或者油畫，在任何城市都會有愛好者結成一些小小的“共同體”，人們在一起彼此切磋唱酬，自得其樂。他們其實都擁有自己的舞台，是影片主創者刻意放大了環境的不協調，以突顯靈魂與束縛進行搏鬥的悲愴。至於角色的內心層麵，則是王彩玲“精神貴族”的自我定位將自己推向“高處不勝寒”。但事實上，一個真正理解、熱愛藝術的人，除非生活難以為繼（甚至生活已經難以為繼），他的內心世界都是自足的。能夠享受到藝術帶給生命的滋潤、看到藝術為自己打開了世界的另一扇窗戶，這本身就是對生命的最高獎賞。而影片中的王彩玲擁有一副好嗓子，可是每次當她投入地唱出那些華美動聽的詠歎調時，都是在為自己生活的“懷才不遇”而感歎，或者是為謀職來證明自己。王彩玲過於倚藝術而自重，完全把藝術視作工具，很難說她像她自認為的那樣“藝術”。
《立春》強化了在《孔雀》中未得以突出的時代壓抑，卻恰恰失去了《孔雀》那種更為觀眾認同的空靈、飄渺、無邊無際的青春夢。到了2010年，當顧長衛立下宏大抱負、要為當下這個眼花繚亂的“魔術時代”造像、對惡欲膨脹的社會進行批判時，影片最後卻隻停留在一場“熱病時期的愛情”上。其實，由150分鍾的《魔術時代/魔術外傳》變為100分鍾的《最愛》，“被迫”刪剪在今天已經不能視為導演的遺憾了——它已經成為一些導演為自己營造（預訂）“國際”聲譽的有效策略。隻是，誰能保證顧長衛的“全本”就能得到觀眾的認可呢？“第五代”們不無淺薄的憂心忡忡、對既往文化傳統的偏狹理解，已經讓他的同學們將其可能產生的思想意義消耗殆盡，而顧長衛堅持高高在上的文化姿態也阻斷了自己視野的開闊。
“轉型”： 羞羞答答的欲拒還迎
於是，作為一部“顧長衛作品”，“轉型”無疑成為《微愛》營造的最大賣點。盡管文藝青年之外很難說有多少人看過顧長衛之前的導演作品，但網絡年代的全媒體傳播的無孔不入，還是可以營造出足量的“期待視野”：近3億元的高額票房證明了這一點——然而，很巧合的是，他也同樣遇到了老同學們的尷尬命運，叫好的時候不叫座，叫座的時候不叫好。網絡上多給出了負麵評價，普遍認為老人家很難跟得上新時代，影片的結構和情節的爆破點上都無法與當下的年輕人取得共鳴。要麼則是批評他在影片風格上一味追求時尚，什麼流行類型都勾兌進一點，結果弄成了一鍋不倫不類的大雜燴。
這些的確是影片的硬傷，但也並非多麼嚴重。每一部時尚青春片都會有著各種各樣的“槽點”留待人們一一指認。隻不過，如果將眼光一直停留在顧長衛的商業片“轉向”上，很有可能錯過了更重要的東西。將這部電影放在顧長衛的作品譜係中，可以發現其實顧長衛此番更像是用了一個“障眼法”，很難說他有多大角度的轉型（像他的同學張藝謀和陳凱歌那樣），或者說向商品邏輯的投合。他批判的鋒芒依舊尖刻，隻是將槍口轉向了：從“批判庸眾”轉到“代庸眾批判”——他這次對準的是金錢桎梏了理想的物質時代，以及有錢人掌控一切資源的嚴酷現實，似乎是首次和大眾站在了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