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次宿命的行走(2 / 3)

一瓶水,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概念,一瓶水,是王炳坤老師麵臨的一道難題。

教數學的王炳坤,該如何解這道難題?

這道題,說簡單,很簡單;說複雜,很複雜。它不是來源於教材,王炳坤完全可以置之不理。麵對這一瓶水,沒有人會用職業道德、良心這樣的標尺來衡量一位山村教師的姿態。在一個沒有水的世界裏,王炳坤有一萬個理由,選擇自己的世界。

最終,王炳坤答應不走了。

不走,這是一種情懷,王炳坤是用情懷給了同學們一個答案。

王炳坤的宿舍裏有一個水缸。同學們列隊,準備把瓶子裏的水倒進王炳坤的水缸裏。王炳坤攔住了,說:“同學們,我一個人,不能喝大家的水,你們把水倒進食堂裏的水缸吧。”

食堂裏的水缸,早就空了,“嘩——”“嘩——”“嘩——”十幾瓶水倒進去了。

王炳坤緊緊地擁抱著吳強國,半天,隻說了一句話:“好好學習吧。”

那天中午,三名教師用這十幾瓶水,蒸了一鍋米飯。

第二天早上,這片土地上出現了亙古未有的一幕:在學校,在村子裏,在山道上,來自各個自然村的學生們,身上除了書包,每人手上都多了一樣東西:小瓶子。

上學時,瓶子是滿的;放學後,瓶子是空的。

這次集中采訪,我先後走訪了五所山村小學,與大約六十多名小學生座談。並非巧合的是,多年前我曾創作過《繡花鞋墊》、《不娶你娶誰》、《本色》等以鄉村校園生活為主題的係列中短篇小說,小說中一個重要的農村社會現實背景,就是幹旱,這些年經常隨中國作協采風團奔赴山區,我最關注的,也是鄉村校園。大山裏的孩子關於水的訴說,正在改變著我鄉村書寫的走向:關於水,關於旱,關於水與活著。

我保存著這樣的采訪記錄,記錄裏,是山裏娃的訴說:

韋嬌蘭(女,十三歲,六年級,廣西壯族自治區東蘭縣泗孟鄉):

我十一歲那年,也就是2010年的夏天,幹旱的天氣好像沒有盡頭,附近的山泉裏早就沒有水了,村裏的叔叔阿姨們就到十幾公裏以外的深溝裏找水、挑水。有時候,早上挑著擔子,披著星星出門,晚上回來的時候,仍然披著星星。有些人家沒有壯勞力,沒水喝,就幹捱著。

我的爺爺就是在那陣子病倒在床上的。

有一次放學回家,我看見爺爺的嘴一張一張的,很艱難的樣子。我靠近床頭,才聽見爺爺一遍又一遍地說“水,水,水”。那時候爺爺已經不行了,睜開眼睛,好像要費好大的勁兒。看到爺爺渴成這樣子,我非常傷心,就從廚房取了一個碗,出門借水。秦老師,您一定不知道,在我們這裏,啥子都可以借,唯獨水是不能借的,一來呢,家家戶戶本來就缺水;二來呢,有個說法,把水借給人家,就預示著頓頓缺水了。

那天,我端著空碗,從村東到村西,從村南到村北,求爺爺告奶奶,張家給一小勺,李家給一小口,跑了好幾家人,花費了近兩個多小時的時間,才借了一碗水。其實,我那陣子早已很渴了,嗓子裏像冒煙一樣,但是,想到病床上的爺爺,我一口都不敢喝。我小心翼翼地捧著一碗水,進了院子,我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喊:“爺爺——”到了床頭,我又喊“爺爺——”我聽見爺爺回應了一聲:“是水來了嗎?”我說:“來了。”我趕緊把碗遞到爺爺嘴邊,發現爺爺緊緊閉著眼睛,牙齒也緊緊閉著,已經沒有一點喘氣的意思。我喊:“爺爺——爺爺——”爺爺像睡過去了,怎麼也不醒。當時的我,不太懂事。

我趕緊放下碗,跑到莊稼地裏找到爸爸,我告訴爸爸:“爺爺昏過去了,喊不醒來了。”我看見爸爸怔了一會兒,抬頭看著天,說:“你的爺爺,再也醒不過來了。”我才明白,我的爺爺已經死了。我當場嚎啕大哭,我的爺爺,他臨死,也沒有喝到人間的水。

爺爺死了,下葬的時候,棺材裏放了一碗水。

爸爸說:“你爺爺上路的時候,不能老是渴著。”

肖勤敏(男,十二歲,五年級,貴州省甕安縣嵐關鄉):

我從九歲開始,也就是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就學會下山到七公裏外的山溝裏馱水了。一開始,是趕著家裏的那匹瘦馬,我和爸爸牽著馬輪流馱水,爸爸馱一趟,大概三小時,我馱一趟,要比爸爸多一個多小時。

我十歲那陣,家裏撐不下去,爸爸媽媽就去廣東打工了,家裏就剩下了我、我妹妹,還有爺爺奶奶,從此,馱水的活,就全攬在我一個人身上了。幾個月後,養不起馬了,爺爺就把馬賣了。馱水變成了背水。我每次背一個大塑料桶,每次能背大概十五公斤的水。

我們這裏的學校,每天上學是上午八點,我每周背水三次,所以每周有三次是遲到的,都是上午十一點才能到校。但是,每周星期一早上我從來沒有遲到過,因為那天早上是升國旗、奏國歌的時間,那是非常神聖的時刻,我是不能遲到的。由於經常遲到,我的學習成績下降很厲害,經常挨老師批評。我是個自尊心很強的學生,學習上不去,太丟人了。妹妹那時上二年級,學習比我好,因為她身體太弱,不能背水,有時間學習,在這一點上,我非常羨慕我的妹妹,羨慕她體弱多病,我如果有病就好了,病得不能走路最好,那樣,我就不能背水了,就有時間學習了,爸爸媽媽也就不得不待在家裏,背水的事情就由爸爸來幹了。可是,我偏偏沒有病。

去年,我都十一歲了,上小學五年級,仍然每周要到深溝裏背水。背著,背著,我就想,要是有一隻狼竄出來就好了,把我吃了,就再也不用背水了。聽長輩們說,二十多年前,我們這大山裏狼很多,動不動就竄進院子叼小孩呢,聽得我毛骨悚然。在馱水的日子裏,我反而不怕狼了,巴不得狼來找我,吃了最好,吃不了,哪怕把我咬傷也行啊。傷了,就不背水了,就能騰出時間學習,成為一名好學生了。

有一次我看中央台的新聞,有一家動物園的狼竄進了市區,被擊斃了,唉,這狼,為什麼不竄到我們這裏來。

李蘊麗(女,十二歲,六年級,四川省會東縣柏杉鄉):

長這麼大,我渾身的傷疤,都是背水時留下的。

我們村距離山下的那個泉眼大概有七公裏。路不好走,全是亂石頭。我八歲開始背水,當時背六公斤。九歲時能背十一公斤,到去年,也就是我十一歲的時候,我已經能背二十五公斤水了。我背的背簍越來越大,背簍裏的塑料桶也越來越大。

我第一次摔倒是八歲那陣,那時跟著爸爸下山背水。爸爸背大塑料桶,我背小塑料桶,返回的時候,要爬一個石頭山,不小心摔倒了,塑料桶裏的水,全灑了。膝蓋部位鮮血直流,疼得我當場哭了。爸爸說:“哭啥子?唯獨背水的路上,不能哭。眼淚,那是水做的。”說著,爸爸用眼睛掃了一眼山上,順手捋了一把葉子像貓耳朵一樣的植物,使勁一擰,就有草汁滲出來。爸爸把草汁兒塗在我的傷口上,又說:“記住了,背水路上摔跤,是常事兒,摔倒了,自己爬起來,繼續把塑料桶盛滿,繼續爬山。”

九歲以後,爸爸去成都打工,我單獨背水,有一次,正爬山呢,一條蛇從草叢裏竄出來,嚇得我一個趔趄,摔倒了,坡太陡,我一連打了三個滾兒,才被一個大石頭擋住了,否則就從懸崖上掉下去了。背簍早就從我身上甩了出去。我爬起來,第一個反應就是把背簍扶起來,然而,我驚呆了,在不遠處,塑料桶裏的水在“嘩嘩嘩”地往外流,蛇並沒有離開,而是搶喝背簍裏的水。已經不僅僅是攻擊我的那一條蛇了,是兩條頭蛇,三條蛇……那一幕太恐怖了,我生下來第一次遇見蛇喝水的情景。它們個個都是三角蛇,有劇毒的。我聽老人講過,群蛇出動的時候,周圍必然有站崗放哨的,嚇得我趕緊又躲開了十多米遠,這時,我才發現,我的膝蓋、肩膀、腳背上,到處都是磕破的傷口,鮮血像蚯蚓一樣在我身體上蠕動。我趕緊學爸爸當年的樣子,找了一縷“貓耳朵”草,用手掌搓了又搓,把草汁兒塗在傷口上。

我摔得最慘的一次是去年,快要過年了,家裏的水缸必須得盛滿水,然後才能過一個安穩年。每年這個時候,爸爸也就帶著辛辛苦苦打工掙的血汗錢,回家一起過年。所以,水缸滿了,也是迎接爸爸最好的方式。

那天,我一連背了三趟水,第三趟的時候,終於堅持不住了,頭昏眼花,天旋地轉,感覺踩在雲彩上似的。我堅持著,堅持著,終於,眼前一黑,就要倒下了,在倒下的那個瞬間,我是清醒的,於是順勢撲向路邊的一個朽木樁子,為的是倒下的身子能與朽木樁子一起,給背簍以支撐。我傷哪裏都不要緊,千萬別把水灑了。那次,朽木樁子戳破了我的臉,膝蓋上蹭破的皮兒都是一寸兩寸的大口子。一分鍾後,我醒過來。發現自己是跪著的,雙手緊緊摟著朽木樁子。渾身疼得要命,但是我很慶幸,背簍保住了,水,保住了。

幸好,回到家是晚上,夜幕下,誰也看不到我遍體鱗傷的樣子,我悄悄進了廚房,把水倒進水缸裏。

韋如梅(女,十三歲,六年級,廣西壯族自治區大化縣雅龍鄉):

秦老師,你看看,看看我左手背上的傷痕,這麼長,一寸多的傷疤,就是我們這裏缺水的見證。這傷疤,是生我養我的媽媽給我留下的,用的是通紅的鐵條子,烙我的時候,青煙直冒,就是烤肉的那種味兒……秦老師,我真不敢回憶,真的不敢回憶。還是談談別的吧。

您既然到了雅龍鄉這一帶,咱這裏的山形地貌,您也看得出來,到處都是大山,到處都是深溝,很難進來,也很難出去。我們許多同學連縣城是啥樣子,都沒有印象,看看外邊是啥世界,多麼的不容易啊!像我們這樣的女孩子,生下來從有記憶那天起,記住的就是家長們在羊腸小道上背水的情景,同樣,生下來要學會的第一件事情,也就是背水。我們這裏山道彎彎,太陡峭,無法用擔子挑水,所以都是背水。

我五歲的時候,跟著媽媽去山下取水,媽媽背著沉重的水桶,我呢,手裏拎著兩個盛滿泉水的小瓶子,就是那種礦泉水瓶子。

七歲的時候,我也能背水了。有一種自豪感,終於長大了,能像大人一樣背水了。

我們這裏流行著一句話,叫“寧可不要命,不可不背水;寧可流血,不能流水”。因此,背水,就是背日子,就是背命。如果把水背不回來,那就把全家害慘了。

有一次,也就是我十一歲那年,我家裏要來親戚了,天還沒亮,我媽媽讓我去背水,我背起水桶,懷裏揣著兩個幹饅頭,就下山了。那幾天連著二十幾天沒下雨,大山裏有好幾處泉眼都幹了,我隻好漫山遍野找泉眼,找了一兩個小時,終於在一個低窪處找到了一個乒乓球拍子那麼大的水窩窩。又累又餓的我,一邊啃饅頭,一邊往水桶裏舀水。這個地方離家大概有十公裏左右,靠近泉眼的地方根本就沒有路。我背著這二十公斤的水,從荊棘叢生的亂石堆兒裏爬摸出來,然後沿著山道往家趕。很不幸,眼看快進村了,又累又乏的我,兩腿突然一軟,摔倒在地,眼看著水桶裏的水“嘩嘩嘩”地流,卻一點挽救的力氣都沒有,我幹著急,眼淚撲簌簌地往下流,真是急死人了。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了,在我們這裏,為什麼有的阿姨在背水的路上,會突然跳崖自殺,因為我也有了自殺的想法,但我畢竟是個小孩子,沒敢跳崖,就背著空桶,忐忑不安地回家了。

回到家,客人已經到我家了。奶奶坐在火爐邊,正在用一個燒紅的鐵條子,給我烙塑料涼鞋的鞋帶子。心急如焚的媽媽正在廚房裏等我的水。

見我背著空桶回來,媽媽二話沒說,順手把火爐裏的鐵條子抽出來,捋到了我的左手背上。“滋——滋滋——”烤焦的肌肉發出刺耳的聲音,連同我淒厲的叫聲,在空氣中炸響……

秦老師,我一開始很不理解我媽媽,但是現在,我理解了媽媽,當我慢慢對家鄉人“寧可不要命,不可不背水;寧可流血,不能流水”的諺語反複體味時,我發現,錯誤的,是我,該受懲罰的,是我。

趙德運(男,十歲,三年級,雲南省大姚縣石羊鄉):

我們村裏沒水喝,我們周圍的村子都沒有水喝。聽大人們說,二十幾年前,山腳下有泉眼,能挑到水。這幾年泉眼都幹了,就沒挑的水了,大人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出門找水。我們幾個村子裏的孩子,都被大人們送到這裏來上學,是寄宿的。

我們每一個同學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衣櫃,衣櫃裏放我們帶來的衣服和米麵。但是,這裏的水也很緊張。我們每周回家一次,每次返校,都要帶三件東西,第一件當然是書包,第二件呢,是裝著大米的袋子,第三件呢,是水。每人帶一塑料桶水,每桶水大概都是十四五公斤左右。這些水,一半上繳給學校的食堂,一半留給自己平時喝。

就說說這個衣櫃吧,衣櫃是用來裝衣服的,但是,我們的衣櫃都變成水櫃了,同學們都用來裝水了,就是把盛水的塑料桶擱進去,衣服和米麵什麼的,都碼在了衣櫃頂部。水裝在衣櫃裏,再加把鎖,我們就放心了。在我們這裏,同學們沒人偷米偷麵偷衣服,真的沒有,但是都習慣了偷水,水桶如果不鎖進衣櫃,就會被偷走一些。有些同學上課時給老師請假,聲稱要上廁所,其實上廁所是假的,溜進宿舍偷水是真的。有一次,我感冒了,在宿舍上鋪睡覺,親眼看到一個二年級的同學溜進宿舍,迅速擰開另一個同學的水桶蓋兒,“咕咕咕”地喝了一氣,連嘴都來不及擦,就轉身跑了。我到現在沒有揭發這個二年級同學,否則,大家路上截住他,準把他打個半死,看他還再敢偷喝水?

我為什麼沒有揭發他?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因為我也偷過別人的水。我從家裏帶來的水,泥漿太多,又苦又鹹,喝起來硌牙。但是一年級同學嚴勇亮的水,泥漿很少,看著很饞人。於是,有次上體育課,我故意沒有穿運動服,老師罰我返回宿舍取運動服。當時我高興極了,老師終於中計了。我飛奔進宿舍,迅速擰開嚴勇亮的水桶蓋,猛喝一氣,啊!這水真爽口啊,我至少喝了有兩大碗的量。我從來沒有喝過這麼多的水,肚子漲得像個大西瓜,走起路來,很難受。那天的體育課是跳高,我連走路都走不動了,還跳啥子高啊!老師問我怎麼了,我就說昨晚睡覺,下鋪的時候,腰被扭了。我很少撒謊,但不撒謊,怎麼辦呢?

後來,老師也公開提倡大家把水桶鎖進衣櫃了。因為有一次,全校師生上山植樹,校園裏沒有人了,等大家返校,才發現,有幾個宿舍被村裏人撬了。有兩桶水被盜了。兩桶水啊!等於兩大鍋水呢,等於能做幾頓飯呢,等於一家人吃兩天呢,等於……賊還算有良心,偷走了水,把空桶留下了。假如把水桶偷走,那咋辦呀?

那天,失去了水的一位二年級的女同學、一位四年級的男同學哭得死去活來。老師看不下去了,就號召同學們給二位同學捐水,於是,這個一碗,那個一杯,兩個同學又有水喝了,但是,每一位捐了水的同學,就少了幾口水。

第二天,老師在校門口的牆上貼了一張標語一樣的東西,是給村裏人看的,上邊寫著:

要愛護學生娃,他們是娘為祖國生的棟梁;要疼惜學生水,它是我們振興祖國的希望。

老母親找水,兒子找老母親

天還未亮,七十二歲的老母親就顫巍巍地蹣跚在找水的路上。

她挑著擔子,扁擔兩頭的鐵扣鏈子上像擺鍾一樣搖晃的,是陪伴了老人半輩子的兩隻木桶。晃悠著,出村;晃悠著,踏上了村外的小路;晃悠著,拐進了連綿的沙丘和生硬的岩石群。

誰也不會注意到,這位中國北部灣地區最普通的農婦,正在靠近死神。因為,像找水這樣的日子,本身就是沿海邊民最為常態的生活,既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也是生活的基本內容。

她早上出去的,到晚上,太陽都落山了,還沒回來。

這是1993年2月,一個極其普通的一天。

當年,當天,當時,守候在家裏的五十多歲的二兒子黃文成早就待不住了,趕緊出門找母親。

2012年6月17日上午,我在東興市江平鎮的黃竹村,見到了如今已經七十三歲的黃文成。

這裏位於廣西東興市東部,東與防城區江山鄉交界,南瀕北部灣,西同東興鎮接壤,北和防城區那梭鎮相鄰。這裏地理位置特殊,海岸線長達三十八公裏,是典型的老少邊窮地區。當年的這裏,除了海風的呼嘯,台風的肆虐,到處都是海水漫過的荒灘,寸草不生,太陽一出來,白晃晃的一片,淡水資源十分貧乏。生活在這裏的老百姓靠天喝水,靠天吃飯。——雨水,是他們惟一飲水的來源。近半個多世紀以來,由於幹旱少雨,找水成為老百姓生活中的頭等大事。“在水邊找水”,成為海邊人家人畜飲水困境的真實寫照。

“當年,水太難找了。落到地上的雨水,很快就蒸發。出門找水,有時候幾公裏,有時候十幾公裏。石頭縫裏、草叢裏、山窩窩裏,凡是有淡水的地方,村民們絕不會放過,一勺一勺地要摳出來。所以,那陣子,擔回來一擔水,花去半天、一天的時間,都是常事兒。”黃文成告訴我。

“就這,也不是純正的淡水,這裏到處都是鹽堿地,即便找到雨水,喝起來也是苦鹹味兒。”一個村民說。

經了解,長期以來,由於這裏的苦鹹水氟化物、砷、錳等嚴重超標,全村一半以上的人都有各種各樣的疾病,其中氟骨症最為普遍,越是需要營養補充的青壯年勞動力,得各種頑症的反而更多。黃文成就是其中的一位,從青年時代開始,被苦鹹水折磨出一身病的黃文成無法從事重體力勞動,嚴重的骨質疏鬆使他的身子骨像一根被風雨剝蝕、被蟲子寄生過的扁擔,稍微一使勁兒,每一個關節就有一種斷裂的感覺。他隻能每天呆在家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簡單手工活兒。為了養家糊口,哥哥和嫂子趕赴廣東打工,家裏就剩下黃文成照顧年邁的母親和年幼的侄子。

找水、挑水的活兒,黃文成幹不了。

有個不爭的事實是,凡是外出打工的青壯年勞動力,他們帶著一身病離開故鄉,三五年以後,那些繁重的體力活不但沒有壓垮他們,有些疾病反而有所緩解。他們明白了,打工的日子盡管苦些,卻能喝上正常的水。是外地的水,重新給了他們生命的力量。

五十多歲的黃文成待在家裏,七十多歲的老母親出門找水。

“每天,看著年邁的母親挑著兩個木桶,顫巍巍地從門口出去,我真想哭,但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常年的苦鹹水,像鬼一樣附著在我的身體裏,我的身子骨是乏軟的。”黃文成老人說。

那天,得知大哥要從廣東回來,母親很高興,一大早就說:“你大哥今天要回來,他在廣東打工,喝慣了那裏的水,咱家得有水,不能讓你大哥沒水喝。”母親一天都沒回來,那天晚上,黃文成隻好踏上了尋找母親的路。

問題是,路在哪裏?

黃文成漫山遍野地找母親:懸崖下,黃攤上,草叢裏,深溝裏……

路上先後碰上兩位找水的人,一個是和母親一樣的老人,一個是七八歲的小孩。老人挑的木桶,空著;小孩子的扁擔其實是一根教鞭一樣長的樹枝條兒,兩頭係著兩個雪碧瓶子,也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