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西方國家的禁運，葉季壯破“禁”有良方
新中國成立後，葉季壯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貿易部部長。不久，又任外貿部部長，還先後任政務院財政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副主任，協助周恩來、陳雲、李先念抓財政工作。
新中國成立初期，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企圖用經濟封鎖的手段把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中，他們對中國實行“禁運”政策。
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葉季壯破“禁”有方。對策之一，就是利用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同一些國家開展貿易往來。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是鐵板一塊，一方麵它們出於意識形態方麵的敵視以及美國的壓力，對中國“禁運”；可另一方麵，它們從本國的利益出發，需要同中國貿易。這個機會被葉季壯利用起來，成為破西方國家“禁運”的辦法之一。
另一個良方，就是抓住機遇，大力發展同亞非國家的貿易往來，1952年中錫貿易談判就是一例。當時沒有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的錫蘭（現斯裏蘭卡）盛產橡膠，因出口不暢，價格下跌，眼看就要遭受嚴重損失。同時，由於錫蘭糧食歉收，大米價格猛漲，影響了人民生活，甚至影響政權的穩定。錫蘭前總理科特拉瓦拉說：“這對錫蘭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而我國則十分需要橡膠。於是，兩國政府決定進行貿易談判，互通有無。1952年9月10日，對外貿易部以葉季壯和雷任民的名義製訂了《對錫蘭貿易談判方案》，報送中央財經委員會。方案提出，要本著平等、互利和友好的態度進行貿易談判。由於這次談判對恢複與開展東南亞貿易至關重要，所以，在談判中葉季壯提出要盡可能滿足對方要求，並盡快達成協議。中財委批準了外貿部的方案。
1952年9月17日，以沈納那亞克為首的錫蘭政府貿易代表團到達北京，與中國貿易代表團進行談判。由於雙方對開展大米橡膠貿易的意願都非常強烈，因此，盡管是首次談判，進展卻相當順利，雙方很快就擬成交商品的數量、交付方式以及協議期限等問題達成一致，隻是在成交價格上一時還難以最終敲定。
10月2日，周恩來召集陳雲、葉季壯、雷任民、盧緒章、陳家康開會，商議中錫簽訂貿易協定的事。對於外貿部談判代表團反映的價格問題，周恩來從打開美國封鎖、禁運的大局出發，指示外貿部：賣給錫蘭的大米以國際市場價格售出，進口錫蘭橡膠則以高於國際市場價格百分之五到八購進。
在周恩來親自過問和葉季壯的直接主持下，我國同錫蘭簽訂了大米、橡膠換貨五年貿易協定。10月4日，葉季壯和沈納那亞克代表各自政府簽署了《中錫貿易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售予錫蘭政府8萬噸大米的合同》以及關於雙方代表在討論大米和橡膠問題時涉及若幹事項的兩個備忘錄。建議自1953年起，以5年為期，中方每年向錫方出口27萬噸大米，錫方每年向中方出口5萬噸橡膠。
在談判中，中方根據平等互利、互通有無的貿易政策，著眼於發展同錫蘭的友好關係，合情合理地處理了大米與橡膠的比價問題。雙方貿易既給錫蘭的經濟和人民生活“雪中送炭”，又使我國得到了工業建設急需的橡膠。中國與錫蘭簽訂的一係列政府貿易協定，播下了中錫兩國人民友誼的種子，創立了同未建交國家開展政府間貿易的範例。這是對美國構築的對華禁運體係的一次重大突破，不僅對中錫兩國建立良好貿易關係，而且對發展中國與亞非國家的經濟貿易關係產生了重大影響。
1955年4月，為了促進亞非各國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合作，29個不同社會製度的國家在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召開亞非會議，以周恩來為首席代表，陳毅、葉季壯、章漢夫、黃鎮為代表的中國代表團出席了這次會議。在會上，葉季壯負責商談起草有關經濟問題的決議，他利用會內會外機會，廣泛地同亞非各國代表接觸，宣傳加強亞非各國之間經濟合作的重要意義，探討進一步擴大我國同亞非各國發展貿易的可能性。通過周恩來和中國代表團全體成員的辛勤工作，較好地消除了亞非國家對中國的疑慮和隔閡，促進了相互了解。
為了貫徹“萬隆精神”，亞非會議以後，葉季壯率領我國貿易代表團訪問一些非洲國家。訪問期間，他認真調查研究，根據不同國家的具體情況，堅定而又靈活地執行我國對外政策和貿易政策，同一些國家簽訂了貿易協定，解決了以前一直被認為難於處理的貿易平衡問題。
1959年至1961年，由於在社會主義建設方向上出現“左”傾錯誤，以及自然災害的影響，加之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撤走專家撕毀合同並進行逼債，我國出現了嚴重的經濟困難。在這種困難情況下，葉季壯奉命代表中國政府同蘇聯方麵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勝利地完成了黨和人民的重托。在我國外貿出口十分困難的條件下，葉季壯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中央、國務院的指示，發動廣大職工，依靠各地黨的領導和全國人民的支持，千方百計克服困難，促進生產，組織出口，不僅提前還清了對蘇欠債，而且還進口了急需的糧食、化肥、農藥、輕工原料和供應市場的物資。外貿工作取得了出色的成績。
領導的“左右臂”
經濟工作往往要同數字打交道，從經濟數字中判斷形勢，作出決策。葉季壯深刻地認識到數字對黨中央、國務院在製定政策時的重要性，他提出在經濟數字上決不能馬虎。他曾這樣說，搞經濟工作，數字很重要，數字反映事物的發展過程和性質，中央主持財政工作的領導，有時要依靠我們提供的數字來決定政策，采取措施，決不能馬虎。因此，他聽別人彙報時，一聽到彙報的人使用“大概”、“可能”、“估計”等字眼時，就眉頭緊鎖，甚至會打斷彙報人的話問：“這個數字到底是多少？”如果彙報的人回答不出來，葉季壯就會毫不客氣地批評他。因此，凡是向葉季壯彙報或參加由他主持的會議的人，事先必須做好充分的準備，否則就會受到他的批評。
葉季壯是這樣要求別人的，同時也是這樣要求自己的，他給國務院的呈文，要反複核實；他批複的文件必須有根有據。這樣的工作作風，使葉季壯贏得了中央領導的信任。周恩來在處理和決定關於財政方麵的重大問題時，總是先要征求葉季壯的意見。長期負責經濟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陳雲和李先念，更視葉季壯為左膀右臂，信賴有加。陳雲常常同葉季壯討論問題至深夜。李先念則說：“葉季壯呈報的文件，是最可以放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