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亞非各國領導人中普遍存在的疑慮和恐懼情緒，周恩來冷靜分析了召開亞非會議的有利條件，明確指出：“敵人對亞非會議搞示威性破壞，並不說明他們強大，相反這恰恰說明他們害怕我們召開亞非會議。亞非國家有著共同遭遇與經曆，如今又麵臨建設各自國家的艱巨任務，我們隻要從彼此的根本利益上去求大同，隻要用已經開始深入人心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亞非國家團結的精神反擊殖民主義挑戰，亞非會議就一定能夠開好，一定會成功。”
4月16日淩晨，周恩來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由仰光登上“空中霸王號”，飛往雅加達。起飛後，大家便靠在座椅上閉目養神，有的人由於連日勞累很快進入了夢鄉。
“空中霸王號”飛行了8個小時，進入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趕上航線前方有雷雨區。由於“空中霸王號”是一種雙引擎無密封的小型飛機，時速僅為360多公裏，不能長時間飛行，無法飛越雷雨區，機長要求在新加坡機場降落，待雷雨過後再繼續飛行。考慮到飛行安全，周恩來同意在新加坡機場作短暫停留。於是，通過無線電話與新加坡機場聯係，得到應允後，飛機臨時降落在與中國還沒有外交關係、國民黨特務活動比較猖獗的新加坡機場。中國代表團沒有按時抵達雅加達，可急壞了中國駐印尼使館大使黃鎮及使館工作人員，不安的氣氛籠罩在人們心頭。
漸漸地，雷雨停歇，天空放晴，已不再妨礙空中飛行。“空中霸王號”再次起飛，於當地時間下午17時30分徐徐降落在印尼雅加達瑪腰蘭機場。當周恩來出現在機艙門口的時候，前來迎接的印尼總統蘇加諾和各界人士爆發出了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聲，對周恩來的勇氣表示極大的敬佩。
六
在緊張的會議當中，周恩來仍不時關心著“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的調查情況。當時，奉命前往新加坡處理善後事宜的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參讚申健來到萬隆，周恩來在聽取了他的情況彙報後，滿懷深情地說：“烈士們的光榮姓名，將永遠寫在亞非各國人民和世界先進人類為和平事業而奮鬥的曆史上。曆史將永遠記住：他們是為亞非兩大洲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獨立自主的事業犧牲的。”周恩來囑咐申健，要把烈士的骨灰留下，他將親自把烈士的骨灰帶回北京。
在亞非會議開幕後的第二天，即4月19日午後，中國代表團收到一封署名為“覺醒了的國民黨暗殺隊員”的信，信中說：3月初，國民黨駐雅加達支部奉國民黨總統府之命，組織了28人的敢死暗殺隊，準備謀殺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並稱，暗殺隊已於3月10日在紅溪組成，成員均係國民黨逃亡在印尼的中下級軍官。他們不但每人從美國駐印尼大使館領到無聲手槍一支，而且還領到印尼幣20萬盾，且事成之後每人加發20萬盾，打中周恩來的加發40萬盾。
代表團立即對這封來信進行了研究。盡管此信內容的真實性無從考證，但是，根據當時的安全形勢，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必須采取措施嚴加防範。於是，代表團一麵通知印尼方麵，要求加強安全保衛，一麵召開內部會議製定安全防範措施。
印尼方麵非常重視，立刻加強了對萬隆的外圍警戒，並抽調了大量警力防範，專門派一名陸軍上尉作為周恩來的安全副官、5名警察作為隨衛。同時，如果周恩來外出，除有兩輛摩托車開路外，還加派一至兩輛憲兵吉普車隨衛。成元功回憶說：“為保證總理和代表團成員的安全，我和李福坤等幾個同誌，弦繃得緊緊的，不敢有絲毫的鬆懈和麻痹大意，我們所帶的手槍都是子彈上了膛的。我們總是緊緊跟隨在總理身後，在情況複雜時我們往往幹脆把總理包在中間。”
值得欣慰的是，美蔣特務的暗殺周恩來的陰謀最終沒有得逞，且亞非會議取得了圓滿成功。
4月29日，周恩來率領代表團一行安全飛抵昆明。當天，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並毛澤東，報告代表團平安抵達昆明。電報說：“出國半月，因時間短促，工作緊張繁忙，許多重要會談未能一一及時電告。準備在昆明休息幾日，把重要會談情況按專題寫出報告。”
5月7日上午11點，周恩來一行乘坐的專機徐徐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黨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陳雲、林伯渠、董必武、鄧小平等早已等候在那裏了。
回到北京後，周恩來立即了解“克什米爾公主號”調查的進展情況。5月8日，周恩來接見印度駐華大使賴嘉文和印度方麵負責事件調查工作的印度國家情報局副局長高。高向周恩來介紹了他在香港期間所了解的有關事件的情況。周恩來讓高轉告印度總理尼赫魯，請尼赫魯致電時任英國首相的艾登，希望英國政府告訴香港當局在調查上予以合作。並表示如果英國方麵願意合作，中方可以把迄今調查所得的材料以及今後調查可能得到的材料提供給港英方麵。
5月9日，周恩來在國務院會議廳主持會議，討論與“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相關的鬥爭方針和策略。
經過研究，確定了下一步的方針：爭取破案，以此使美蔣在世界人民麵前聲名狼藉。破案的關鍵在於爭取英國與我合作。如英表示願與我合作，則我可向他提供有關情報，否則，供給他情報不但無益，反而可能使凶手跑掉。如英國故意不破案，則可視情況同英國進行鬥爭。在對英策略方麵，大家認為，英國對此事有投鼠忌器的想法，一方麵對美有顧慮，不敢破案；另一方麵也要考慮到中英關係及自身利益的情況。因此，應采取“壓”與“拉”相結合的策略。
按照既定方針，當天，周恩來接見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就“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要他轉告英國首相艾登以下口信：中國政府希望英國政府能夠指示香港當局同我們密切合作，使“克什米爾公主號”失事事件能夠破案。如果我們把現有的材料提供給香港當局，是能夠破案的。同時提出以下要求：主要是香港當局對得到的材料要嚴加保密，對材料中提到的涉案人員要嚴加監視，以防逃跑，對涉嫌的主要人物應嚴格審訊，並要求審訊時有中方人員在場。
5月15日，英國駐華代辦杜維廉拜見周恩來，帶來英國首相艾登對周恩來口信的回複，表示英國政府願全力同中國政府合作。
當天晚上，周恩來將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和外交部情報司副司長熊向輝找來。周恩來對熊向輝說：“艾登已經同意合作破案，尼赫魯派高氏做他的代表去香港，你就作我的代表去香港。你去後有三項任務：第一，把有關‘克什米爾公主號’的情報材料提供給香港當局；第二，把香港當局破案的情況及時報回；第三，代表中國政府對香港當局處理這個案件提出意見和建議。這件事要抓緊。這件事也非常複雜，牽涉到台灣、英國和美國。所以一定要拉住印度，共同促進英國破案。”
熊向輝接受命令後，於5月18日下午13點半經羅湖口岸抵香港，香港警察司署政治部主任威爾考親自到羅湖迎接，並派兩個便衣警察專車護送，作出非常配合的姿態。
然而，就在同一天，香港警方接到在台灣的美國民航公司保安員電話，稱他們在從香港飛來班機的行李艙裏發現一名“潛乘者”，經查，此人正是香港航空工程公司職員周駒。
本來，周駒在事發後非常緊張，一心想著趕緊離開香港去台灣。這時，台灣國民黨保密局給香港情報站下達指令，要他們采取隱蔽措施，同時讓特務轉告周駒，要保持鎮靜。特務機關讓周駒照常上班，如果被警方傳訊，隻要咬住不說，就不會有事，並準備從當月起，每月給周200港幣津貼，以示安慰。
港英警方也曾傳訊過周駒兩次，但並沒有采取進一步的措施，使其一直逍遙法外，並得以逃脫。中方得知周駒潛逃台灣後，立即向港英當局表示抗議，並要求其將周駒引渡回香港受審。而港英方麵則稱，香港跟台灣沒有引渡條約，無法引渡。
在“克什米爾公主號”爆炸案中，周駒不過是國民黨特務機關收買利用的一個工具，而並非幕後的罪魁禍首，而港英當局在隨後的結案聲明中僅僅指控周駒一人有罪，將一些證據確鑿的要犯予以無罪釋放，驅逐到台灣。該案最終未能將凶手繩之以法，成為曆史的一大遺憾。
今天，在蒼鬆翠柏掩映下的八寶山烈士公墓，矗立著一座高高的紀念碑。紀念碑前鑲嵌著一塊漢白玉浮雕，浮雕上一隻和平鴿在展翅高翔。它的正麵鐫刻著周恩來親筆題寫的“參加亞非會議的死難烈士公墓”幾個大字，背麵刻著烈士們的姓名與簡曆。石碑上刻有記載烈士們殉難經過的碑文，最後一句是：“為和平、獨立和自由事業而光榮犧牲的烈士們永垂不朽！”（題圖為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