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鄔先生在田文鏡幕府工作了近十年時間並撰寫了大量文稿，但真正見於史籍的，僅上麵提到的彈劾隆科多的那篇奏折，其他公文書牘，據說有一些被收進了《撫豫宣化錄》一書。當然，它是以田文鏡名義刊行的，沒有署鄔先生的大名，這是非常正常的。
不過從田文鏡的行事風格中，我還是強烈感覺到了鄔先生的存在。比如發生在雍正年間的李紱與田文鏡互參案中，鄔先生那種劍走偏鋒，不按常規出牌的行事風格就得到了充分體現。
雍正四年（1726），廣西巡撫李紱調任直隸總督，入京途中路過河南，聽到了種種不利於田文鏡的言論。見到雍正時就告了田文鏡一狀。
李紱既不是朝臣也不是言官，河南與直隸更是兩個不相隸屬的省份，他為什麼要與田文鏡過不去？原來田文鏡在河南厲行廉政過程中，毫不顧瞻，不避嫌怨，彈劾了許多官員，其中對科舉出身的官員尤其苛刻，連續罷免了好幾個進士出身的官員。有人便煽風點火說：田文境這樣做，是容不得科舉出身的人在河南做官。出生於才子之鄉江西臨川的李紱既是進士出身，又是理學名臣，對監生（監生可以用錢捐）出身的田文鏡的做法自然憤恨不平。
在科舉製度下，一向有攀援師生特殊關係的陋習，新進士要到主考官那裏報到，自稱門生，大講師生之誼、同年之交。官員之間相互援引，即使並無師生關係的官員，下級官員也要拜朝中權貴為老師，一以自保，一以進身。這種陋習在科舉製度問世之後就有了，相沿千年，積習深重，到清朝就更嚴重了。非科舉出身的田文鏡對書生們的這些做法確實很有看法，在工作中對這些人產生成見或者要求更加嚴格，都是很有可能的。
雍正當時對李紱也非常看重，不僅認真聽取了他的彙報，還特意把他的奏折截頭去尾發給田文鏡參閱，無非是要他采納其中的合理意見，盡量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田文鏡知道奏折是李紱寫的，但他根本不買這個賬。相反，他還以李紱與被罷官的官員是同年進士為由進行反擊，說他們同年科第不無徇私袒護之處，李紱無非是想充當這些人的保護傘而已。文鏡又進一步借題發揮說：將來科舉出身的官員越來越多，其中有人一旦被彈劾，他們便抱成一團群起反對，甚至橫加指責，如此一來，科舉出身的官員如有貪汙苟且之事，督撫大臣誰還敢批評教育他們？更不要說依法處置了。田文鏡在奏折中還說：皇上屢次發布指示，嚴禁大臣結黨營私，決不能爭權奪利，排斥異己，搞宗派小團體主義，他們卻違背聖意，結成朋黨，豈不是公然和聖上對著幹？用心究竟何為？田文鏡把一件普通的如何對待科舉人才的意見分歧，巧妙地與師生同年、科舉朋黨聯係起來，然後掉轉槍頭專攻李紱的朋黨行為，果然深深觸動了雍正長期以來埋藏在心中的隱恨。
雍正為什麼特別警惕朋黨？原因就在於多年的儲位之爭。當初康熙廢太子時，滿朝官員傾心於允禩，其中的漢人官僚絕大多數是科舉出身，允禩的寬仁正符合儒家精神，也深得士人之心，這就必然造成雍正對科舉出身官員的成見。後來，雍正本人又是靠結黨營私奪得帝位的，隆科多、年羹堯等人如果不與他結黨，他就達不到今天的位置。就像宋太祖是憑手上掌握的兵權取得皇位，上台後必然要剝奪其他大將的兵權一樣，雍正上台後當然要不遺餘力地打擊朋黨行為，一定要把朋黨生存空間擠得死死的，一絲一毫餘地都不能留下。結果告狀者李紱被以朋黨罪下獄，被告田文鏡卻越來越受到雍正的信任和器重。事情出現這種戲劇性結果，不僅李紱做夢都不會想到，而且無不讓人感到目瞪口呆。
在與李紱的較量中，田文鏡不愧為經驗老到、手段狠毒的政客，居然能在螺絲殼裏做道場，在杯水中興風波，想得出以科舉出身的人為對象，找出反對朋黨的大題目，不僅很快變被動為主動，而且出劍就直指李紱的咽喉，欲置對手於死地，這種酷吏本色或說手段，與鄔先生崇尚的法家之術是完全相吻合的。在這件事情上，鄔先生雖然一直沒有拋頭露麵，但他的身影，總讓人覺得老是在我們麵前晃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