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固然有“大濟於蒼生”之誌，卻也由於“親老家貧”，他說：“自餘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絡冬陳。”（《自祭文》）張養浩說：“士未嚐不誌乎天下也。”（《送王克誠序》）但也有家庭的原因：“迫於養親，奉檄如燕。”（《萱草花賦》“伊餘踐仕，實以親故。由吏而官，黽勉朝暮。”（《悼亡》）二者頗有契合之處。
張養浩仕宦生涯幾十年，一再昧死上書，顯然誠望為君聖明，利國利民。然而這絲毫無改於現實，還要遭貶斥，恐不測，黑暗的現實，數十年的切身體驗，迫使他不得不從“致君堯舜”的觀念中跳出來，重新審視曆史——“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中呂·山坡羊】《潼關懷古》），這，應該說是張養浩晚年思想的一次飛躍。躍出了傳統的，也是他自己曾經為之盡力與期待的“主聖臣賢”的政治理想，從而產生了與陶淵明一樣的對君主專製的絕望與否定。理想破滅是痛苦的、悲哀的，哀莫大於心死，但心死之後也可以使人變得清醒，這就是張養浩說的：“海來闊風波內，山般高塵土中，整做了三個十年夢。被黃花數叢，白雲幾峰，驚覺周公夢。辭卻鳳凰池，跳出醯雞甕。”（【雙調·慶東原】）陶與張歸隱之後，再召不起，殆源於此。
張養浩與陶淵明時代、身世各異，然性格、愛好、經曆與思想，卻有著諸多的相似之處。所以說張養浩崇敬、效仿陶淵明，決不是偶然的，一時的興之所致，也不是我們無端的臆測。
當然，張養浩與陶淵明也有不同之處。比如陶淵明歸隱不免饑餒之苦，“饑來驅我去，不知競何之”（《乞食》）；“弱年逢家貧，老至更長饑”（《有會而作》）；還要“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歸田園居五首》）。張養浩則無須戳力躬耕，而是“守著良田數頃，看一會雨種煙耕”（【中呂·十二月兼堯民歌】《歸田樂》），“看”人耕與親自耕，顯然大不相同。生活上更是“有花有酒有行窩”，張養浩對此也毫不掩飾，他說“每日家笑嗬嗬，陶淵明不似我”（【雙調·新水令】《辭官》）。此亦可見張、陶的為人又一個相似之處，那就是“真”。不過要指出的是，張養浩並不因其生活上的安逸而不理解陶淵明，倒是由此更生敬佩之情——“陶元亮自耕耘”，“不是等閑人”（【越調·寨兒令】《春》），可見兩人日子過得雖然不同，但又絲毫不影響張對陶的理解與景仰，此亦難能可貴！
說過這些之後，又使我想到另一個問題，那就是文化傳承中的自主意識與麵向現實。先說前者，韓愈說：“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符讀書城南》），言之深刻而驚警。不知過去，無法理解現在；不識當下，也無法了解過去，二者相輔相成，所以要“通古今”，這是人類文明健康發展的必由之路，所以，文化的傳承是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但是也不可盲從，不可跟風，否則就難免“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則異”（《韓非子·說林上》引惠子語）。這，看來可笑，然在生活中並不罕見。試看：說“批孔”，一呼百應，批例批臭，使之萬劫不複；說“尊孔”，一倡百和，吹吹打打，捧之上雲端；說“四舊”，掃之毀之，勢不可擋；說“申遺”（申請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你上我上到處上，爭先恐後，惟恐不及。類似種種，恕不贅述。要改變這種失去自我，失去方向的跟風現象，每個人不論對待傳統文化，還是流行文化，都要有一個理性的評判，自主的選擇。同時，也要有一個開放的、包容的心態，文化是多元的，你“不學”的不等於都是沒有意義的，要徹底“打倒”的；你“選擇”的隻不過是為了找到更適合、更有益於自己的而已，張養浩的“不學”與“學”就是一個生動而全麵的例證。但是，要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它需要提高自身的素養。因為“各人所聽見的隻是他所懂得的”，“你所不理解的東西是無法占有的”（《歌德的格言和感想集》），這也就是韓愈所說的“通”，如果不“懂得”、“不理解”，自然談不上“通”，更談不上什麼借鑒、“占有”！是的，如果對古人的行為不能“辨其是非i研其成敗，法是與成者，而戒其非與敗者”（蔡元培語）。那麼，曆史、古人、傳統文化對我們又有何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