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徐誌摩逝世後三個月左右，吳宓在《論詩之創作答方瑋德君》一文將近世以來的詩人分為四種類型：
甲 舊材料——舊形式 （例）鄭海藏
乙 舊材料——新形式 （例）某某等之語
體詩
丙 新材料——舊形式 （例）黃公度吳
芳吉
定 新材料——新形式 （例）徐誌摩
這種分法顯然落入“量體裁衣”或“內容與形式”的窠臼，並且胡適的新詩與徐誌摩的新詩，均冠之以“新形式”不加區分也不太合適，殊不知徐氏對新詩最大貢獻正在其形式上。但從吳宓的這種分法可明顯地看出他對新詩的態度。新舊形式便是白話詩體與舊詩體，而新材料是指“今時之種種事境情態，及西洋古今之學術道德思想文物”。“某某等之語體詩”指以胡適為代表的白話自由詩體，吳宓對此一直沒有認同。如果說同時代人中吳宓最佩服黃遵憲、吳芳吉以舊形式運新材料，那麼以新形式運新材料之能者，吳宓欣賞的是徐誌摩，而我們都知道徐誌摩的詩主要學的正是英國浪漫主義。可見，吳宓在詩風上反對新詩的浪漫主義，是由於新詩動輒破壞格律而起的，在詩情上的浪漫他並不反對。
“五四”時期的浪漫主義雖風靡於新詩壇，但在舊濤壇上，不用說固守文化本位的同光諸老、學衡諸予極力反對它，即便連原本浪漫氣息很重的南社文人，此時也在努力弭除這一點。溫源寧評價吳宓“理論上是人文主義者，古典主義者，但是性癖上卻是徹頭徹尾的一個浪漫主義者”，對此吳宓的回應是：“有人說我是浪漫主義者，不如說我是理想主義者。在哲學上是唯心主義，在道德上是向上主義。猶如一個體質孱弱的人，豈能不恩不救之方？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義，正好醫治我的病痛。”盡管他在觀念上對浪漫主義標簽極力回避，在詩學取向與詩藝探索卻不出浪漫主義的苑囿。吳宓曾說自己學詩受其姑丈陳濤影響甚深，陳濤走的是宋詩的路子，勸其“以多讀為是”，而吳宓強調作詩“語語自我心中爬剔而出”，並且“夙不喜江西派之宋詩”，實與陳濤相左。他始終認為“餘之詩，意在發抒情感，非以詩為詩也”，而多讀書、貴含蓄，在他看來，則是一種在書卷中討生活的表現。在它文中他對此亦多有表述。《論詩之創作答方瑋德君》一文稱：“略謂詩中首重真摯之感情。一時一地之生活感想，均應存其真相。蓋古今偉大之詩人，皆能以其經驗中最重要最高貴之部分寫入詩中，質美而量亦富，故不可及雲雲。”《羅色蒂誕生百年紀念》則道：“以個人生活經曆為題材而作詩者，倘能力求真切，深思不苟，語語自我心中爬剔而出，則其詩必精到而不隔。”在評價盧葆華的新詩集《血淚》更有過譽之詞：“為作者痛苦悲哀之際所發至號呼，真摯明顯，極不易得。”
吳宓過分注重直抒胸臆的作詩方式，在留美期間，陳寅恪曾勸他“欲作詩，則非多讀不可，憑空雜湊，殊非所宜”；在東南大學任教期間，胡先輔也極力勸他學宋詩的作法，這與陳濤的建議如出一轍。錢鍾書評價吳宓詩“有太多讓人尷尬的真實的自我”（copiously and embarrassingly，and veridically autobiographic）。吳宓自己也認識到這種“力主真誠”的主張，其流弊是“平淡粘實，索然寡味”，但他習性不改，因而“常為諸友所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