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太平雜說》出版，很多研究者認為此書從深層啟發了不少知識分子反思曆史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太平雜說》不隻是散文，更是他的研究心得。他說：“有些學術領域，如果沒有隔行者參與，本行的學人長期受圈內絕對主流觀點的塑造、製約、熏染，很難有自由思想和獨立認識。”作為一個文學研究者，一個作家，一個飽經憂患的學者，他分析研究大量太平天國史料，用自己的言說方式對這個幾乎已成定局的研究對象提出了質疑，其最大一問就是“文化”之問。《太平雜說》共收三十五篇文章，篇篇指向文化淪落後的悲哀。潘先生在後記中所言：“曆史不可隨意顛倒，也不可阿世曲說。”的是確論。他不是史學研究者，但他是一個探問曆史真相、尋求真理的人。
我讀《太平雜說》，一再感受到這本書無論從語調還是句式都和他以往的作品有很大不同。謙謙君子溫潤如玉，玉石不止閃爍出溫暖的光澤，也顯示了犀利的硬度。
三
作為文學研究者，潘旭瀾先生不算多產。《藝術斷想》、《中國作家藝術散論》、《潘旭瀾文學評論選》、《詩情與哲理》、《長河飛沫》幾乎構成了他文學研究的全部文字，他並不是惜墨如金，而是要下筆有據，不願做官樣文章和粉飾之語。陳思和教授曾經回憶說：“潘先生當時說過他的治學方法，一是要跟蹤式地研究作家，要讀完作家的全部著述才能夠下結論。他笑著說：‘我臉皮薄，如果這個作家的書還有一本沒有念過，就不敢隨便寫研究文章，怕被人提出質疑啊。”’
《詩情與哲理》是一本出版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杜鵬程小說專論，這本隻有兩百多頁的書，潘先生卻付出了近半生的心血。他從五十年代起，就用心讀過杜鵬程的作品，發表過研究文章，講授過專題課程，還因此在“文革”中被人聲色俱厲地逼著“交代與杜鵬程的黑關係”。其實，彼時的潘先生不曾與杜鵬程見過麵，書信來往也很少，“‘黑關係’就是寫在講稿上、印在刊物裏的那些文字”。“文革”結束之後，潘旭瀾先生繼續杜鵬程研究與教學，甚至一連四年“都在琢磨寫作這部書稿中度過春節”，這樣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態度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潘旭瀾先生對杜鵬程研究的韌性和執著一定與他自己的內在生命有強烈關聯。潘旭瀾先生這樣表達過他對杜鵬程的敬意：“從生活出發而不是隨‘風’轉，他富有膽識地塑造了一係列先進知識分子真實、生動、深刻的形象。他說：‘不能因為趕浪頭而玷汙了作家的稱號’”。作者杜鵬程因《保衛延安》所受到的冤屈和迫害，也是極左思潮支配下中國文學史上因人廢文、以文廢人的典型案例。潘先生對這部作品和作者所表示的敬重就不僅僅停留在文學研究本身了，他把杜鵬程小說歸納為“詩情與哲理”充滿寓意，因為詩性本是純淨和脫俗的。
潘先生去世後，一位後輩學人回憶說：潘先生生前曾因搬家時讓年輕人到他家裏挑書，而這位學人挑中了《詩情與哲理》，潘先生卻不給，說是他準備丟掉的東西，“不值得保存”，在強求之下才落簽題字，並特加注釋：“此書寫於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有環境與個人的明顯局限。”這個細節如其說是自謙，不如說是先生的豁達。敝帚自珍曆來是每一個文人的本性，但是在一個有著強烈獨立精神的文人看來，有著“環境與個人的明顯局限”的研究成果即使付出了再大的心血，也必須被超越。在杜鵬程研究中潘旭瀾先生飽含的浪漫和激情以及強烈的反省意識，足以構成今天文學研究的樣板。
潘先生晚年最大的一項研究成果是主編《新中國文學詞典》。這部編撰時間曆時七年才完成的詞典工程浩大，竟然是“自發的民間學術工程”，沒有申請任何課題經費。我不清楚詞典的編撰過程，但是我卻知道潘先生為這部詞典消耗了健康。詞典出版得到了學界的高度評價，被譽為是“這不是一部人雲亦雲、隨波逐流的文學工具書，而是灌注了編纂者對文學曆史的獨立思考和對藝術作品的獨特鑒賞”。作為一個1984年就由國家學位委員會特評為全國首位中國當代文學的教授，潘旭瀾先生的這部詞典應該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史上的一個標誌。
斯賓諾莎說過，一個人的眼前應當時常出現某種人性的典範。每當我想起這句話，眼前就出現潘旭瀾先生清臒挺拔的身影。在這個意義上，潘旭瀾先生永遠與我們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