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我和潘先生的聯係頻繁起來。有一次我說：“我現在一個人教三門課：現代漢語、邏輯學、公文寫作。每一門都和我學的專業無關，而領導認為它們都和中文有關，我都應該能教。”潘先生聽後回答：“這就是我們的現狀，我會為這件事寫一篇雜文。”我沒有看到潘先生寫出來的雜文，也許那也隻是他對現實的一種表達，但是他像年輕人一樣，不會做好好先生，他要說出自己的立場。以後，也許是知道我離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研究越來越遠了，潘先生對我的關心反而更為具體，他主編的《新中國文學詞典》出版後很快給我寄來一本，我明白他的心意，我隻有用心努力回報他無聲的鼓勵。後來，我考上了郭誌剛先生的博士生，潘先生高興地再次打來電話祝賀，並且很快給我寄來他的兩個學生李林榮和袁勇麟剛剛通過答辯的博士論文讓我參考，他說碩士論文和博士論文的寫作不一樣，要有更宏闊的氣度。在北師大，我記得寫畢業論文的時候，很多個黃昏我都在校園裏那個電話亭子外麵排著隊，等待著打一個長途電話給潘先生，他萬裏之外為我指導論文。遙遠的聲音傳來的時候，那是我最踏實的一刻。博士畢業，我留在了北京。但是，潘先生並不認為這是理想的選擇，他說：做學問要求得～個安定的環境，留在北京就要克服許多生活的困難，會妨礙你讀書寫作，而一個人能精力充沛地讀書寫作的時間沒有幾年，所以他勸說我回到家鄉去。但是，我那時無比迷戀在北京生活的便利，並沒有接受潘先生的勸告。事實證明，新的環境的確消耗了我許多精力，我真的很少有時間讀書寫作，真是愧對先生，就羞於給他寫信或電話，拖延著，總以為有的是時間，有的是機會。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就這麼永遠地走了。
二
潘旭瀾先生說，在他所有的文字裏，他最在意的是他的散文。散文是他對世界和自己的審視和自省。他出版過散文集《咀嚼世味》、《小小的篝火》、《長河飛沫》，以及那本飽受爭議又觸動人心的《太平雜說》。
第一次知道潘旭瀾先生寫散文，是一個偶然的機會。那是一個春日的黃昏，我在閱覽室裏隨意翻開了一本新到的雜誌，最先看到的就是潘先生的散文《小小的篝火》，寫的是先生辛勞而又慈愛的母親對自己的嗬護和掛念，那些點點滴滴的小事卻在我心裏彌漫成一片又一片溫情。當我離開閱覽室，走進春日的霞光裏，滿心都是這篇散文帶給我的感動和敬意。他最早的散文是在初中時代發表的，而後讀書、教書，成為學者，這期間幾乎沒有寫過散文，重新寫起散文是粉碎“四人幫”之後。先生說，他寫散文是為了償還心債。而這“心債的償還”在他散文裏主要以兩條互相交織的生活之流構成：對自己所遭遇過的苦難與不幸的曆史記錄，以及對在這人生之途中感受到的親情與友愛的懷念。
潘先生曾長期受盡歧視和排擠，“文革”中久呆“牛棚”，從1964年秋到1978年底整整十四年被剝奪了教學與寫作的權利。這本該是人生中最燦爛的歲月，他卻在苦難和煎熬中度過了。回首這段坎坷的人生，先生的心緒一定是極不平靜，而他的散文裏絕沒有個人的哀怨和失落，隻有溫熱。他說：“人生在世總會有不愉快的，什麼都一直積存於心，就會負荷太重而弄得路都走不動，甚至會憋死。但我不會也不願意忘記那些不是人的歲月，這正是為了現在，更是為了將來，它們永遠不屬於個人。”因此，潘旭瀾先生的散文總是以一種曆史的眼光來回首過去，不隻是作者個人的經曆，而體現了同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曆程。
經過苦難的人更能體會什麼是人間真情，先生在回憶往事時筆端飽蘸著對親人和朋友的愛。他所珍惜的一篇《流螢》就是寫給自己的妹妹的，此文從1989年起筆到1993年完成，感情的積澱曆經五年的時間，其中的醇厚親情相信每一個走進它的讀者都會被浸透。潘先生散文的內容相當豐富，赴日本講學期間他寫了許多異域見聞及感受，這些不隻是風景風情的描繪，而是以學者的眼光對中日文化的洞察，思考一種人類文化的真諦，飽含了對祖國的思念和祝福。他憑借對社會人生的深刻體驗與文化修養的緊密結合，用散文這種形式傳達出高尚的人格力量。我讀潘旭瀾先生的散文，就常常被這種人格力量所感染。我聽先生說過：“散文應當給讀者一種人生的回味和啟迪，應當以作者的人格號召力感染讀者。巴金的《隨想錄》、冰心晚年的散文都是用真情喚起良知的努力。”生活中有許多高尚的東西，要用藝術來表現它們。不沉緬於過去的傷感，也不一味吟唱今天的讚歌，感情持重自然，沒有起伏的大悲大喜，就像一棵把根深深紮在地下的大樹，時時刻刻給身邊的行路者昭示著生命的意義。這是從事多年文學批評練就了一雙銳利的目光，他的散文一人筆就凝聚了對世界人生的深刻洞察力，他從不為浮光掠影的觀感和恬淡閑適的意趣而提筆，不去表現那種“茶杯裏的風波”，而是反映出社會的風聲雲影，並寄托自己的人生態度和價值觀。他的散文深刻而靈動，這種深刻的根基恰恰就是智者的尊嚴。潘先生曾經說：“對我喜歡的一些散文家，我讚美他，但決不迷信他。我不迷信任何人。”他寫散文的成功，也就來自這種自尊和自信。他說：“人與文、名與實、詩與哲學、藝術與人生，是一種很大的問題，很難的題目，涉及很多方麵的追求，難度是很大的。通常是人一生都做不到的，但要有這種努力。”相信每一個走進他的散文世界的讀者，都會體會出他所作的努力。他還說：“我絕對追求為人生的文學。我覺得審美價值與認識價值並不是對立的。為藝術，終究也是為人生。所以我認為，散文的最高境界，是情思與形式的雙重完美。內容與形式要契合，契合巾一定要有自己的聲音、感受在裏麵，用我的聲音寫我對社會人生的感受。因而我寫散文時就力求擺脫一切影響，把汲取的營養變成無形的東西，變成我的細胞、維生素、蛋白質。”他的散文大都沒有固定的章法，一切形式都為內容。他認為：“散文本姓‘散’，比起詩歌、小說、戲劇來，它有更大的自由，要講‘文無定法’。首先就是散文。……散文族類的作者們，由於各自的興趣與特長，側重某一品種自然無可厚非，倘若隻因怕無‘家’可歸，而作繭自縛，劃地自囚，從長遠看，未必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