曠古聖賢才，能以逍遙通世法；
平生帝王學，隻今顛沛愧師承。
茫無涯際、汗漫無極的“莊子文”是否隻是一部“明哲保身”的“行為指南”，的確是後世我人還得必須直麵的沉重與痛苦、而非遁世逍遙的輕佻與漠然。毋庸置疑的卻是，“莊子文”在中國曆史上、尤其亂世交割之際，的確曾經承荷了曆代文人書生逍遙遁世的一葉輕舟。此文涉及的楊氏兄弟，盡管心性清濁或涇渭分明，其假莊禪某種解讀而試圖解脫於此世的渾濁汙穢之外的取徑，卻相當一致——想當“帝王師”的楊度畢竟以“虎禪師”的身份了己餘生。楊鈞更直接有《樂隱》一文：
孔子雖有從眾之言，仍不免乘桴之願；老子闡和同之論，終有函穀之行。始知入世本達士之所難能，逍遙誠守身之要義。餘有詩雲：“非為避塵紛，世士不我接。”既不我接，苟合更難。西人有言，“惡貨幣驅逐良貨幣”，斯世之所以有隱士也。以此為例，精當絕倫。離群索居，豈士之初誌耶？亦不得已也。
惟其如此“逍遙”而又“守身”，才有了“畫學亦關氣數，有自然之勢，無強合之機”、“軟骨滑膚，悅人喪我，殊非大雅之所為，抑即書畫之末運”（《論畫》）的宏論。《說憂疾》字麵看來似乎就是“餘將以問於莊周”之文：
誌士必憂時，名士必疾俗。誌士喜自用，故憂時；名士不合群，故疾俗。餘謂舉天下皆憂時之士，其時必更可憂；舉天下皆疾俗之人，其俗必更可疾。此言雖有至理，但不可使蘇秦、張儀輩及六朝人聞之。今則可憂之人，反而憂時；可疾之人，反而疾俗。又有為時所憂者，而其人不憂；為疾所疾者，而其人不疾。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終不得其是非之所在。
然此類略顯含沙射影的文字，須與“君子立言。不可不慎”、“人既不能獨處，當求所以樂群”（《斥怪癖》）、“所謂人材者，必能排泥沙衝濁浪以直下，濟人解難，撥亂世而反諸正”（《贈曾君序》）聯袂讀之，方能解得作者真意。至於作者終於也有正麵立論的《認真》一文：
王湘綺先生在國史館時，或問之曰：“中興人物，先生皆及見之；今之人材，何如曩日？收拾時局，有其人否？”湘綺答曰：“彼時人物，事無大小，皆肯認真；今之人物，聰明過之，認真二字，則非所有。收拾時局，未之敢信。”當時以為名言。
楊鈞此處卻於“認真”二字進行了更為精審的發揮：
餘謂湘綺之言，尚有可議之處。事之成敗，固在認真，中興之時，國家統一，立身有所，勳業有名，大成小成，均能獲益。國變之後，局勢全非，忠節二字，完全無著，出力不知為誰，舍生尤為白死，加以事勢瞬息變遷，朝殺敵人，夕就斧鉞，晨享富貴，晚作窮民，即欲認真，無真可認，雖諸葛複生，亦無良法，而況不如諸葛乎？
凡真之所在，即信仰之所在。苟無信仰，章法必亂，此一定之理，雖聖人不能非之。今之所以愈鬧愈亂者，日喪其所信仰故也。
況且“今之顛倒錯亂，不僅政令，詩文字畫亦達謬妄之極端，世所流行，皆須豔慕。詩文字畫，本中國美術，今人為之，變成惡術矣！”（《記變》）這點心得，於作者具體論書之時，其實最為精到：“隸書多圓筆，不從方筆人手，必多裹毫。……此碑（《孔羨》）之難學在筆筆結實，不能容絲毫客氣。其空處全在實處，愈實反愈空，非寢饋十年，不能領略。”（《跋孔羨>臨本》）
“氣生於健，韻生於潔，能健能潔，自有氣韻”，能“領略”到此，方堪與談莊子之文。一個人聰明剔透到了極致，例如看透世人“邪魔外道”，之後還能再次“和光同塵”、忍心濟世，方成就了更上層樓的慈悲。清末民初，這似乎不涉塵埃的書畫作手，卻與熊希齡（秉三）、譚延閩（組庵）之類政壇名流保持親密的聯係，作為“在籍紳士”為鄉邦百姓的安寧生計做著力所能及的奉獻。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之湖南農民運動，楊鈞曾與葉德輝一同被捕，後者因德性過劣而被槍殺，楊鈞則隻拘禁半夜而獲釋，據說農協會中觀者如堵亦皆能譽楊為善人、為爽直君子。楊雖自認為“安貧樂道之人，自可免人猜忌”，卻未免調侃或慨歎此夜“所見甚多，不必再讀《水滸傳》矣”：“餘嚐謂不恐不怖，由於不貪、不嗔、不癡。餘之處世，不僅不貪、不嗔、不癡，所謂‘本來無一物，何處著塵埃’，乃餘立身得力處也。”（《記厄》）
由來有自的中國禪宗何嚐竟是美學、或者隻是美學。禪宗原本是佛門紮紮實實修身養性的在體功夫，要在落實於一言一行、一粥一飯處：“世人目我，皆日庸頑，競得隱居，悠然自在，徒以名利二字，完全讓人，而言行範圍，又以立身行道四字有著為止，決不仇及個人。”（《僥幸》）
這點和厚隱忍，也直接體現在了楊鈞似乎並不如意的家庭生活中——如此玲瓏一個妙人，後人嚐謂其“長年獨居，以讀書、書畫、治藝、鑒藏、著述自娛”。楊鈞自己並不諱言此事：
餘繼室道昭，為尹和白先生之中女，草蟲花卉，能承家學，得力於宋元人者深，惲冰不及也。惟性情乖悍，不宜室家，使我半生日居苦海，不為容甫，終作孝標，境之慘也。幸其畫法可以傳世，美長惡短，餘亦慰焉。
惲冰是清初大畫家惲南田的後人，女性而善畫。容甫即清代揚州學者汪中（字容甫），孝標即南朝齊梁學者劉峻（字孝標），兩位都是青史留名的“懼內”高人。宣統元年，道昭之父尹和白，曾教曾國藩季女曾紀芬（嫁與衡陽聶緝規）諸女作畫，亦曾在曾氏幕府作客，據說乃是“湘中能照像之第一人”（參閱《崇德老人自訂年譜》）。
饒是夫妻如此不睦，依然能夠稱賞其畫藝，楊鈞的胸次不言而諭——然而就是這麼個厚人、妙人、高人，他竟然能為“廢經毀孔提倡邪說”而“請誅蔡元培”。
遠在武漢時任國民黨高官的譚延闓，1927年得知暢鈞與葉德輝皆為農民協會捕去，其一時反應是“仰天長歎，默然不語”。
此文交稿前夜，我到底不甘，專程又去文津館覓得《白心草堂金石書畫》（影印本）並《白心草堂詩》終於見到這久違的高人兩幀照像，那個瞬間在毫無意外中我依然大吃一驚：那個暮年老者有一張極為潔淨的“清道人”的臉，卻光彩照人奪目——更為難得的是，他老得很美，他毋庸置疑一直在踐履“藝進於道”、他的年老美於他的年少。李苕村說他“生平最惡顏色，所作各品均水墨寫成，概未著色”，良有以也。而他的字，分書居多，寫碑的影響很重，直起直落，滿人滿出，果然筆筆結實，果然甚有儒意，果然正如其自評其書“寓狡捷於規矩嚴肅之中，納強悍於雍穆安詳之內”。奇異的是，我發現自己更喜歡他的印章與“乙醜春季”始學的小畫，以為更得天然之趣——或亦正如其自況：“決不敢矯揉造作，玩世不恭”，浩浩蕩蕩，不媚俗人？
耐人尋味的是，楊鈞本人對於晚清大書家李瑞清、曾髯農二人的斷製，均為“畫高於字”：此中秘密，實為字中果有聖道，非筆下有神、腕底見鬼所能封頂矣。
為他的詩集題簽的，外封是“虎禪師”楊度，內封是“康聖人”有為，珠連璧合、交相輝映，宛若清末民初社會與政治表裏陰陽的一張縮影、一種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