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世亂問學潔淨身(2 / 3)

二十年前,吾姐(即楊莊)問湘綺曰“吾弟究竟如何?”湘綺答曰:“成名有餘。”吾姐以告,餘聞之大懼,遂發奮求學,屏絕世務。十年以來,略有進境,惜湘綺去世,無人評定。所謂成名有餘者,即自立不足之意也;自立不足,實堪大懼,此時之欲問湘綺者,能自立不爾。(《戒畏》)

這段話之後,楊鈞複感歎“今之學子,完全畏難,不肯深入,世之所謂白話文、白話詩者,視為奇寶,日夜揣摩,又恐不如時人中之不堪者,學風至此,殊堪哀痛。……故卓如(即梁啟超)弟子亦笑其師之無聊,學子畏難之心,彼輩亦實成之也”。可見楊鈞傳世幾番言論雖向往莊子杳渺無際之境,其旨趣卻相當顯豁明白。而此種“不畏”毅力,寧是一般匠人可及?清末民初那代人中的佼佼者,哪怕是“少時即喜作書”、“十四歲即請(齊)白石刻一‘書法專宗唐以上’印”的楊鈞,他也同時更是“餘少時有注經之誌,十六歲,已將《曲禮》注完。呈之湘綺,大受鼓勵”(《記注(禮)》)的準學者,因此才有“書畫皆忌甜熟,不讀書謂之俗根,甜熟謂之俗跡。去根雖為至要,去跡亦所宜求。求之無他,生而已亦”(《寫造像》)的鮮明立場與追求。

出現在《草堂之靈》中的楊度,寥寥隻有數筆,記載亦均為楊度於藝事文苑之“精透”點評,楊鈞對這位“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伯兄始終顯得十分尊重。借助《楊度日記》中的資料,我們倒是了解到,許多出現於楊鈞生命早期的困惑,例如孟郊之詩風是否可學,其實一直縈繞在他心頭,直到他獲得一種較為滿意的答案為止。乃至《春江花月夜》這樣具體的話題也在楊度己亥(1899)日記中已經出現——在楊鈞筆下,這一記憶則是“餘少時讀張若虛《春江花月夜》,羨而妒之,欲再作一篇,與之競秀,二十餘年不敢下筆”——楊鈞日後“獨居草堂,忽然興發”、“若寐若醒之時,神機頓觸”,終於寫成兩句讓詩友恨不能“殺人奪詩”的好句:“隔水隔花非隔夜,分身分地不分光。”而出現在《楊度日記》中的楊鈞(“重弟”),或因年歲太小(十五、六歲),基本還像是個不太懂事的大孩子,遠不如楊度筆下的楊莊那樣光彩照人、咄咄逼人。然饒是如此,小弟“天性”特異之處還是驚鴻即可驚世:“九日陰。足創未能登高,與家人言母勞竟日,又時憂貧,傷哉貧也,生無以養,感慨流涕,妻、妹皆泣,重子獨否。”

這是發生在丁酉年(1897)重陽節的一幕。重子即楊鈞。年方二八的楊鈞對於“憂貧”的淡然,自然不能釋讀為薄幸,他對於富貴名利的超逸一以貫之於他的生命,此點曆曆見於日後門人對其日常生活的追憶。而身為必須支撐門戶的略顯沒落的“將門”長子,在那個時代,楊度的“熱衷”在其自有“天性”之後,或者還得考慮社會壓力的種種影響方才公允?然楊度的“太孤高”、“好大言”、逐“(縱橫)術”拙“守”,例如他在日記中對時人的貶抑明顯多於賞識,或為其師王閩運所謂“有近名之心”,明顯還是異於乃弟。例如《楊度日記》戊戌(1898)歲末,他就悲愴“人生幾何,而修名未立。當此歲暮,離憂生焉。未至中年,已感哀樂”;庚子(1900)日記中更因母親怒責其炎暑輟課而“悲竦”不已:“修名不立,無以為子。日暮步遊,出門裏許,至漢橋邊,山煙向暮,寒水待月,忽覺滿目蒼涼,欲作窮途之哭。人以為我為曠達,不知直以眼淚洗麵,士不得誌,豈不悲哉!歸來閉門向月孤吟,久不能寐。”(七月八日)

王閩運對於自己視若“神童”的弟子楊度,其實相當了解,無論“詩文固未可以任意為之”(《楊度日記》己亥年正月二日)的暗中譏彈、還是“心誌太大,但防頹廢”(日記同年正月十九日)的耳提麵命,無一不正對楊度的症結要害、甚至準確預見了楊度的未來。而同樣的問題在楊鈞那裏卻已經不成其為問題,抑或因為《草堂之靈》的成書後於《楊度日記》二十載?“夫成不成,學也;遇不遇,時也。成而不遇,亦複尋常。孔子尚有浮海之嗟,後生偏侈顧廬之望。不成而遇,更非所宜,無進取之心,長僥幸之遇”(《斥怪僻》)。

有此“高識”,楊鈞的精神世界無法不清潔尊貴。而楊鈞的淡泊高遠,與其說得益於莊子的超邁,不如說他更恪守了儒門的底限,直接證據就是門生弟子述楊鈞的學字程序:“由至拙以達於至靈,由至潔以達於至毛,由至強以達於至純,由至黠以達於至婉,由至整以達於至變。”

這種“修行”細密與必要、沉重與輕盈,隻有一步一個腳印的過來人才說得出。

由於王閻運本人學術理路的影響,“莊學”對於王門後學的影響均根深蒂固,所謂“人世細推莊老學,通經勤讀鄭毛箋”(楊鈞《擬建王湘綺先生專祠淒然成韻》),包括曆來被視為過分熱絡、至有“孝子貪官”之嫌的楊度。這一點在早年《楊度日記》中也留下了痕跡。至於楊鈞,《革堂之靈》“序”中他賦予自己的描摹,正是莊子文中常見的“形毀神全”之人:

有人焉,其目也昏,其耳也聾,其手也攣,其足也跛。驟而視之,似未具於人形者。世人嗤之,不以為類。雖然,目不見泰山,而察乎秋毫;耳不聞雷霆,而驚乎蟻鬥;手不借匕箸,而吞乎雲霞;足不出戶庭,而遊乎無垠之域。

他甚至認為能與自己“徘徊而逍遙”的,“惟老子之牛,仲尼之麒麟,莊周之蝶,賈生之鵬,而釋迦之缽、達摩之蘆、王喬之履,張華之劍,亦錯雜其問”。至於“白心草堂”齋號本身,掌故即出《莊子·天下》:“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眾,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

在《天下》篇中,這一“見侮不辱,救民之鬥,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的價值抉擇屬於“宋鈃、尹文”之徒。楊鈞則在《紀草堂圖)》中進一步清晰化了自己的人生宗旨:

餘一生所持,即此數語(即《天下》篇中數語)。似楊而實墨,師孔而由莊。不為螢光以自明,希同日月之共照。誨人雖難不倦,啟憤或可盡心。故惠子謂宋鈃、尹文為人太多,自為太少。而世人謂餘僻傲,反其旨矣。

閱讀中國讀書人的心思,一定要體味那些貌似冷淡、激憤背後的溫熱與承負。據說,楊鈞年甫十二,即抱定此種學派為其一生立腳處、決不移易(《白心草堂書畫金石引》)。

《楊度日記》中曾清晰記載自己1898年進京會考時師尊“寄言囑餘在京多往來少議論”、“事無可為,徒以獲罪”(戊戌閏三月二十三)。這件著名掌故在楊鈞的記憶中,則發生在“張之洞、袁世凱招餘伯兄皙子出山”之時,楊度“詢湘綺以人世法”,王閩運的六字真言就是:“多見客,少說話。”並且楊鈞還發現王老師盡管立論如此,自己待人接物仍然“口若懸河”……當然我們不能輕易懷疑湘潭大儒沒有“知行合一”。弟子同樣厚道地猜度老師的心思:“始知少說話者,乃少作有邊際之言,勿太切利害,即明哲保身之說,非枯坐如木偶也。”(《王誡》)楊度鬱鬱歿後,楊鈞追挽伯兄,道是:

出處昔殊途,畫稿詩篇,共全晚節;

功言兩未就,人間地下,同愧師承。

“太上不朽”之“立”,似乎無關莊學;“出處”大節則指楊度在袁氏當國春風得意時曾招邀老弟北上入仕、卻為楊鈞拒絕;“虎禪師”暮年落魄滬上,不僅做杜月笙的門客,同樣亦要鬻賣書畫為生。更深層的意旨,當然還涵蓋了楊度在王闓運去世後為師尊撰寫的挽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