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於1897年出生在山西省猗氏（今臨猗）縣太侯村。早年喪父，由長兄撫育成長就學。因讀書成績優異，被山西省政府公費保送到金大農林科，1924年畢業後留校任教，作卜凱的助手。喬啟明生活在北方農村，目睹鄉村人多地少、生活貧困、文化落後等現象，試圖從農村社會、農村組織、租佃製度和農村人口等方麵人手研究農村問題。那時，金大農經係在南京遠郊的農村服務站建起兩個農民文娛中心。喬啟明每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多在那裏放幻燈、放電影或帶領農民孩子做遊戲。卜凱在晚年所寫的《金陵大學農業經濟係之發展》一文中，對此頗有讚語。
喬啟明在全國土地利用調查中，主持了蘇、皖、晉、豫、陝等省十幾個縣的四次調查。他利用1926－1928年山西清原縣農村調查材料，寫出《山西清原縣一百四十三農家人口調查之研究》一文。他指出，農村男女性比率嚴重失衡，“每女子一百人中，就有男子一百一十九人，此種事實，在山西是三件事造成的，即生理方麵，男子生產的數目，是比女子為高，女子為社會所輕視，有較大的死亡，及溺女之風甚熾的緣故”。於是男子成婚就成了難題，“形成一種女子未及成年即行出嫁，男子反多老而未娶的惡俗”。
對於中國的人口問題，馬克思在1850年的一篇政論文章中不無憂慮地寫道：“在這個國家，緩慢地、但不斷增加的過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會條件成為這個民族大多數人的沉重枷鎖。”當時國內有一場關於中國人口增減問題及其對策的辯論。國內學者多持中國近年人口沒有增加還有所減少，應鼓勵生育的觀點。喬啟明寫了《中國鄉村人口問題之研究》一文。他以1924－1925年皖、豫、蘇、晉四省十一縣鎮四千二百一十六戶農家總共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九口人的調查數據為例，駁斥了應增加人口的觀點，提出了治標（移民、提倡實業、增加生產等方麵來調劑人口）和治本（實行遲婚節育）以解決人口過剩及由此滋生的社會問題的建議。可惜，書生言輕。
1932年，卜凱選派喬啟明赴美國康乃爾大學專攻農業經濟和鄉村社會學。歸國後，喬啟明組織了對豫、鄂、皖、贛四省租佃製度的調查。隨後在金大講授《鄉村社會學》和《農村組織學》。他以講義為基礎，結合中國農村實際調研數據，寫成《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專著，1945年4月由商務印書館在重慶出版。他在書中寫道：“我國農村社會經濟衰弱不振之原因，固屬多端，而人口、土地與文化三者之失調，實為針血之所在。”他提出了控製人口標本兼治的措施，如提倡工商業，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普及鄉村教育以提高人口質量等等。
1942年，喬啟明接任金大農經係主任兼全國農產促進委員會技術組主任。那時學術氣氛活躍，金大農經係既有美國大學教授講學，也請曾在蘇聯工作的德國農業經濟學家H·姚諾爾（Zorner）來作蘇維埃集體農業的專題，報告，還邀請對卜凱的農場土地調查和農村改良工作持批判態度的學者千家駒等來演講或討論。
喬啟明認為，“三農問題”是人口與土地失調、文化落後等因素所致，但農村社會組織的缺乏也是主因。因此，新鄉村建設必須組織農會。他率領農經係會同四川溫江縣政府及地方社團，在推廣農業委員會的資助和督導下，共同組成鄉村建設協會。登記的合作社有一百四十個，聯合社五個，社員六千六百九十七人；開辦農民學校及夜校，組織輔導信用合作社業務，輔導設立造紙、紡織等小型工廠，從生產、經濟、社會、教育等方麵對農民推廣農業科學技術，廣受農民的歡迎，也導致地方惡勢力的疑忌，被扣上“赤化”的帽子，被迫於1943年停辦。
四十年代的“學者從政”風潮中，喬啟明應國府經濟部農產促進委員會主委穆藕初之邀，擔任該會副主委，兩年後接任主任委員，主管國統區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的推廣工作，一度還擔任中國農民銀行農貸處長等職。他幻想在更大的範圍實現自己的理想。但他的農村社會改良措施，在激烈的階級革命時期隻能是一種美好的願景。
崔毓俊追隨卜凱最早，也是他極為欣賞的弟子。
他於1901年11月6日出生在河北省鹽山縣城東郊的一個中農家庭，先在北京教會學校萃文中學畢業，又讀齊魯大學修天文算數。因家貧輟學去北京萃文中學打工賺錢。後受裴義理影響，立誌學農，於1922年考入金大農經係。崔毓俊因家貧申請勤工儉學，獲得在卜凱辦公室打算盤做統計的工作。1923年，受卜凱派遣，崔毓俊回老家完成了“鹽山縣一百五十農家調查”的課題，承擔了卜凱主編的《中國農家經濟》一書的部分章節。1925年大學畢業，卜凱勸他留校，芮思婁則建議他回鄉創建農業推廣基地。他選擇了後者。1928年，馮玉祥將編餘的五十名軍官送到金大農事班受訓。這批北方佬聽不懂江浙老師講課，金大調崔毓俊回校授課，從此成了卜凱的助手和農經係的骨幹教師。
1932年底，崔毓俊參與卜凱主持的中國土地利用情況調查，受卜凱派遣負責西南地區。他經香港、海防、河內、老街，過中國邊界河口鎮而到昆明。他在大理中學教了一個月英語，在與學生建立了感情和教會他們農業調查的方法後，他選派一批中學生協助土地調查。這是卜凱最為欣賞的撒豆成兵的好方法。他在雲貴曆時一年，1933年冬回到南京，寫有《到西南去》一文。他寫道：
我這個南京金陵大學的農業調查員，若在內地算不了什麼。可是在盤縣到安順的路上，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南京是大人物居住的地方。調查員和委員長又都有個“員”字。陰差陽錯的，我就成了中央下來的委員。每到一村，團兵就找頭目，逼著村子派一兩個壯丁協助護送。有的村子一個不派，估計是給了團兵好處。有的村民一看見我們來，青年人就躲進山裏。團兵就逼迫老太太，滿山坡上亂喊亂叫：“小狗子！中央下來的委員要過路。不用你挑，不用你抬，單單領領路……”我們要靠團兵保平安，自然不能幹預人家的“公事”，隻好給點茶錢……
安順是鴉片的重要集散地。每年六至九月，廣東武漢等地的煙商雲集於此。我們在安順投宿時，店老板把我們當成煙商了。因為我們的口音、行裝與煙商無異。此時由安順到貴陽的公路是運煙的專道。有專運煙不載客的汽車，有運煙再搭一兩個旅客的汽車，就是沒有不運煙光載客的汽車。
安順城裏有煙館八百餘家。平均每個煙館五套煙縣，每套煙具每日燒一兩煙土。依此計算安順一處全年至少消費一百四十六萬兩煙土。按當地價格四角一兩計算，每年要有五十八萬四千元的錢消費在這亡國滅種的煙土上。想想就不寒而栗……
貴陽城西的蔡關鄉後寨村的一個老者，傷心地對我講了發生在該村的事情：過去村民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十年前，省裏的一個姓王的財政廳長發了大財，來後寨村置地。這位大人站在山上，眼睛看得著的，手尖指得著的都是他要買的地。他不通知，也不議價，隻按他的意願定價。他把錢給誰，誰就是他的佃農了。當時的田價是八十元左右一鬥種，他隻給三十元（貴州的農田不按畝，而按播下的種子算）。從此農戶向他交租，還得向官府納糧。這麼好的自耕農，就這樣變成了處處吃虧的佃農。聽著老者的敘述，我這個致力於發展農村經濟的農業工作者，除了慚愧傷心別無他法！
卜凱的農經學派也稱為“技術學派”，學者崔毓俊的喟歎，也反映出這門學科在積貧積弱的舊中國的尷尬處境。
1938年夏，金大農經係遷到成都青蓮巷辦公，四川省土地陳報辦事處處長看到農經係的土地分類調查報告與土地陳報關係密切，要求合辦四川各縣的土地分類調查。自1938年秋開始，崔毓俊擔綱負責，組織實施。1941年12月，因崔毓俊赴美留學，這項調查改由應廉耕主持，至1942年結束，曆時四年，共調查了四川六十六個縣的土地情況。但當時隻出版了溫江、雙流兩縣的調查報告，餘者因物價高漲，無法付印。金大農經係與四川省土地陳報辦事處各有一份抄件。1946年學校遷返南京，調查資料全部帶回。1952年校院係調整後，這批資料並入南京農學院保存，1954年冬校區失火，付之一炬。留在四川的那一份，也棄若敝帚，下落不明。
去了美國的崔毓俊在康乃爾大學進修農場管理學，碩士論文完成後，按導師的意見到農村實習。1943年7月，他赴紐約州東部鹽點鎮，到卜凱教授的小弟弟克萊弗德（clifford Buck）的農場實習月餘。克萊弗德夫婦倆都是康乃爾大學畢業生，有三個孩子，養有七十多頭奶牛，一千二百多隻蛋雞，種有九百六十多畝玉米和苜蓿。8月，崔毓俊又去卜凱父親的農場再實習。八十四歲的老卜凱在距紐約市六十英裏的達奇斯縣快樂穀（Pleasant Valley）經營著六十英畝（三百六十畝）蘋果園，養有四頭奶牛。早上擠牛奶，早飯後，他與崔毓俊開著裝滿空木箱的中型卡車到果園摘蘋果，摘完的好蘋果送往冷藏庫。參與勞動的崔毓俊體會到，美國農場經營的成功，是建立在農民辛勤勞動、科技高度發達、經濟原則合理、供銷組織健全、農業推廣機構服務完善等基礎上的。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他感歎道，雖值得效仿卻難以照搬。
1944年夏，學成歸來的崔毓俊回到成都金大，在農經係開設“農場管理學”和“農業經濟研究法”兩門課程。係裏在東郊淨居寺東的東山鎮設立華陽農業推廣輔導區，推廣農家記賬，由崔毓俊兼任主任。他帶領張濟時和楊聲遠兩位輔導員，首先組織農民加入農場經營改良會。他們讓入會的農民得到實惠，如獲得農作物和畜禽的良種，以及先進的農業科技方法，以及優先借貸農業金庫的農貸。農民眼見為實，參加“改良會”的有四十多戶，記賬的農家在合理利用勞力、安排資金等方麵嚐到了甜頭。但“改良會”的成功，不過是一個精心培育的“盆景”。
四
曆史翻過沉重的一頁。1991年是金大農經係建係七十周年。10月19日，一群銀發老人在舊日校園成都華西壩聚會。撫今追昔，原金大農經係畢業生鄭安鄉填了一首《滿庭芳》詞，詞曰：
雨霽風和，身輕足健，相攜漫步黌門。
高樓燕飲，華發對金樽。
翁媼忘形爾汝，情懷逸，諧謔紛紛。
恍然似，青衿年少，課後聚新村。
重來遊故地，新顏舊貌，意合形分。
歎韶華已逝，芳躅猶存。
俯仰徘徊指顧，荷池畔，雲影波痕。
流連久，依依話別，暮色己昏昏。
老人對歲月的感歎，何嚐不是歎息卜凱的農業經濟學派在中國的命運？
農業經濟學是一門應用經濟學，是經濟學與農業生產技術學科的交叉，研究對象是農業中的諸項經濟問題，若僅僅把它當做主要研究農村的生產關係的科學同樣是片麵的。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麵，卜凱不帶主觀色彩的著作，成了理解1949年前中國農業經濟的宏觀化和計量化的重要依據，也成為研究近代經濟史有價值的參考文獻。卜凱在世界農業發展的格局中為中國農業找出路的基點，他的觀點和方法幾十年後又一次被國人重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