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調查者又不能空手而返。表格必須要填。一些農民事實上還是很配合的。他們通過各種方式得到了大量的數據。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精巧的作物清單，給出作物的古代的有詩意的名稱，還有很多關於田地的充滿智慧的民俗。
卜凱一麵主持這些大型農村調查，一邊完成了在美國母校的碩士、博士學位的畢業論文。那是他最為充實的一段日子，但這位嚴謹的學者卻有些忽略妻子的感情需求。
他們的愛巢是金大北園的一棟坐西朝東的兩層小樓。賽珍珠曾回憶：“我住在南京的一所舊磚瓦房裏，房子四周是我喜歡的大花園。在那裏，我種樹栽花，我丈夫培植蔬菜。我們在花園裏，夏天在這裏進餐，朋友們帶著孩子同我們一起在這裏遊憩。”他們的女兒有先天性的智障，又抱養了一個年齡相同的女孩。
如果說早期賽珍珠與在淮北農村調查的夫君是如影隨形，而回到南京後就各自放飛。賽珍珠在金大外語係教英語和美國文學。據學生葉延燊回憶，“記得上英語課，是著名的賽珍珠老師給我們講課。她要求我們每星期看一本英文原著。有一次看《飄》，一星期讀完，我的眼睛都花了。真不容易啊”。顯然，賽珍珠的英文課教學偏重文學，且有極大的發揮。這種西方啟發式的教學法並不受中國學生歡迎。有學生告到校長室。校長陳裕光委婉地向賽珍珠轉告了學生的意見，生性高傲的賽珍珠認為頗傷自尊競揚長而去。陳裕光歎息道：“金大失去了一位朋友，殊屬可惜。我也深感不安，但又無可奈何。”
扔掉教鞭的賽珍珠轉而伏案寫作，把旺盛的精力和壓抑的激情發泄在打字機上。早期從保姆那裏聽來的故事，當年隨夫農村調查采集的素材，逐漸在腦海裏發酵。1931年她創作出一部表現農村題材的小說《大地》（The Good Earth）。小說第一部描寫以王龍、阿蘭為代表的老一代農民靠天吃飯的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主人公王龍與田野裏的黃褐色泥土毫無二致，他沿襲列祖列宗所過的那種生活，帶著虔誠的喜悅把一點一滴的精力都給了土地。人勤地不懶，土地也生產出莊稼回報誠實的農人……作品的主題思想暗合卜凱《中國農家經濟》的結論。
陳裕光的兒子陳農文講：“父親替我兄弟二人取名為農文、農安，後來我發現P.Buck（賽珍珠）的書《大地》裏主角王龍的兩個兒子的名字與我們相同。這是巧合，還是P.Buck從她的鄰居（我家）借來的？”答案不言而喻。 小說《大地》一炮打響，連年暢銷，1932年獲得普利策獎後，又獲諾貝爾文學獎，但在中國的反響並不好。很多人認為《大地》醜化了中國人，如江亢虎、巴金、錢鍾書等人頗有微詞，在民族主義情緒洶湧的中國，賽珍珠並不交好運。
走紅歐美的賽珍珠與卜凱的婚姻也走到盡頭，她移情出版商理查德·沃爾什（Richard Walsh）。據崔毓俊回憶，賽珍珠獲獎後買了輛汽車，出版商沃爾什來南京時三人乘車郊遊。h凱教授在前座開車，沃爾什和賽珍珠在後排說說笑笑。這位風流男子還邀賽珍珠到各地旅遊，也許觀賞眼花繚亂的異域風情，比跟著學者在鄉下跑調查更為有趣。1933年，他們去印度旅遊三個月後，賽珍珠就與卜凱提出了離婚的要求，並跟隨沃爾什去紐約同居。兩年後，賽珍珠等到了卜凱同意離婚的法律文書。
形隻影單的卜凱對未來有些舉棋不定。陳裕光為挽留卜凱繼續未竟的事業不遺餘力。據陳農文回憶：
卜凱先生與父親是朋友，最近在耶魯檔案裏找到不少父親關於卜凱所寫的信，其中一封是給紐約托事部的（1934年），內有“……有一件事請幫忙……金大需要卜凱這樣的人才……他單人薪水不夠維持家用……”雲雲（按當時規則，外籍教員薪資有兩種：單身或結婚，前者較少，而卜凱當時與賽珍珠已離婚）。父親費了不少時間與教會達成協議，卜凱得以留下金大安心工作，後來對中國土地利用有重大貢獻。
冰心在《平綏沿線旅行紀序》一文中也寫到，1935年8月18日，她在包頭，“宴後在社中晤及金陵大學農學院卜凱先生（Mr.j.lossing Buck，其夫人即《大地》三部曲的小說作者賽珍珠），相見甚歡，互詢近況。卜先生是到五原臨河一帶，調查土壤農產者，後聞亦因阻水未果”。那時卜凱與賽珍珠已離婚，但仍被前妻的光環所籠罩。同樣“斬不斷理還亂”的還有賽珍珠，她雖與沃爾什再婚，沒能像通常的妻子一樣使用夫姓，而是一直沿用前夫卜凱（Buck）的姓氏，那是因為普利策獎和諾貝爾文學獎的證書是發給Pead Sydenstricker Buck（賽珍珠的英文名字）。
命運是公平的，堵上一扇門又會為你開啟一麵窗。1936年，卜凱的中國土地調查進入了關鍵階段。前期的田野工作猶如漫天撒網殊為不易，而後期舉綱張目更加艱難。九年多的土地調查數據如萬水歸流，彙集在金大陶園中心的一個階梯教室。室內一級一級的台階上擺放著一張張桌子，每張桌子上都堆滿了各種卷宗。一群穿旗袍的女生和戴眼鏡的小夥，認真地查詢表格，列出清單，一邊是漢字，一邊是英文。參與其中的也有一些老外，來自康奈爾大學和美國其他大學以及其他國家的年輕人，他們是合作社、市場營銷、農具、土壤等方麵的專家。整個場景宛如一個複雜而有序的蜂房。那些運用抽樣方法，通過實地調查取得的數據和資料，經過計算彙總，材料整理，條分縷析，最後形成了一部名為《中國土地利用》的巨著。那是在計算機時代到來前的傑作，凝聚著無數人數年的心血。
卜凱將這套書按文字、地圖和資料分為三冊。在編排地圖一冊時，老師與弟子之間產生了分歧。照卜凱看來，調查的區域隻有十八個省，也隻需印刷十八個省的調查地圖；中國弟子認為這樣會傷害民族感情，印製地圖應包括全國所有的省區。最後卜凱妥協了，他理解了弟子們的愛國熱忱，按照他們的意見，在地圖的第一張上是全國各省區的地圖，在該圖上加四方框框，說明調查材料是在方框內進行的。1936年《中國土地利用》英文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全國圖書審查委員會審查後寫道，“極為讚許，特頒獎狀，以示鼓勵，而資宣揚”。此書獲得了國府出版局授予的“1937年最佳出版卷著獎”。1937年，日本出版《中國土地利用》的兩種日譯本。日本《岩波西洋人名辭典》稱，卜凱是中國農業精細調查領域的公認的權威。1938年，《中國土地利用》又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
1941年卜凱終於走出了離婚的陰影，這一年他的生命史有了轉機。當時，他住在成都華西壩竹林院丁克生家。丁是加拿大籍傳教士、華西大學植物學家。他們一個高一個矮，走在一起像琴鍵上的黑白鍵，相映成趣。金大農經係新生白永達回憶：
1941年春入學後，在學期末我同一位本係同班同學張莎到“學生公社”申請暑期工作。得到了在暑假中為華西大學農科主任丁克生先生調查成都四郊蘋果園業經營狀況的工作。丁克生先生請卜凱先生指導這項工作。當時，他已經與賽珍珠離婚幾年，單身住在丁家二樓上。丁家是一所帶院子的西式小樓。每逢我們去，丁太太就拉著長聲叫：“Lossing，夥子們來了。”這“Lossing”就是卜凱先生的小名（中間名）。
農經係以調查研究出名，卜凱先生設計的果園調查表不但扼要明細，而且要求的答案十分準確，不能有半點含糊。每次我們調查完一個蘋果園，回來交表時，他都逐項審查。如果還有不清楚的地方，必須重新去問明白，填寫好了才算數。這對我們這兩個本係的新生是個很好的鍛煉。當然也有時被查問得有點“不勝其煩”的感覺。加之烈日高照，在鄉間火烤似的小路奔走，很耗體力，希望他能高抬貴手。但他嚴格要求絕不苟且。
回憶起那兩個月：我忽然想到有些文人描述說賽珍珠的丈夫是個“無味的人”。賽珍珠是個文學家，遇見這樣一位對事“板上釘釘”的丈夫，有時可能會有點膩味的感覺。但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對問題不弄個水落石出而馬虎了事也不行啊！這可真可謂“全有理的誤會”。
“板上釘釘”的卜凱就在1941年，結束了七年多的鰥居生涯，上帝賜他一樁意外之喜，他與農經係一位嫻靜的上海女性張淥梅喜結良緣。
好事連連。《中國土地利用》雖獲盛譽，卻無中文本。就在這一年，經卜凱的弟子喬啟明、邵德馨、黃席群、孫文鬱、楊銘崇等教授通力合作，終將此書譯成中文，並在成都成城出版社印刷出版。喬啟明在譯文序中寫道：
我國農事衰微，技術幼稚，人謀不臧，地利不盡，由來久矣。近念年來，一般有識之士，丁憂及此，殆莫不竟言以倡導土地。土地利用為今後厚生富國之要圖。惟欲講求將來之土地利用，即須首應明白現在土地利用之為狀何若，究其得失，考其至此之原因，則大而整個國民經濟政策，小而局部農業改進，始可行而有據，切合時殷。《中國土地利用》一書，為就人地關係以剖析我國土地利用之空前巨著，其所貢獻於國內朝野者，自無待乎贅言。
這部近七百頁的中譯本，是在敵機的轟炸中，用毛邊紙趕印出來的。字跡模糊，裝幀粗糙，但各大學和農業機構爭相購閱。東京經濟學大學教授羅歡鎮說：“我們在估計民國時期的農業生產時，大量地使用了卜凱的數據。隻要我們要想了解民國經濟，卜凱的書是必須的參考。”中共元老徐特立也稱之為一部“難得的好書”。胡喬木也認為卜凱“對中國農業經濟很有研究”，並表現出對此書的極大興趣。那時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在一篇文章中也寫道：“卜凱教授說得好：‘民主方式即為科學方式，科學理論不分國界，對任何人皆可適用。”’
金無足赤。《中國土地利用》也有瑕疵。此書的調查囿於交通條件的限製，有的是在交通要道附近作的。據崔毓俊說，華北地區的調查是在京漢鐵路、京奉鐵路和津浦鐵路沿線各縣及附近各縣進行的。1945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的梁方仲也撰文評介這部書，“應被視為現階段關於這一課題的最係統、最全麵的論述”，但書中有“許多次要的地區被研究，而許多重要的地區卻被放棄了”，“對冬小麥——高粱區和長江稻麥區的研究比較深入，對雙季作物區和四川水稻區的研究則相對較為疏忽”，“任何關於土地利用問題的討論都不能完全不考慮農具的使用。然而，該書卻完全沒有提及這一問題”。
三
漢承秦製。卜凱走後，金大農經係並未喪失在中國的影響力。全係有各類專家教授六十多人，其中卜凱選派的十多位青年教師到美國康乃爾等大學深造後，已成了中國農經學界的權威。
喬啟明是卜凱的弟子中較獨特的一位，他承襲了老師的衣缽，也發展和超越了老師的學說，開創了我國早期的農村社區研究，成為有影響的農村社會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