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發明及其發展，離不開社會需要的原動力。脫離社會生活的發明應該是不存在的。要從事科技的創新，就要深入社會生活中去發現靈感，發現需要。
適應社會的需要和變化
有一個常見的現象：在國內，許多學校都是有圍牆、有校門的，有些校門的建造得相當華麗，而且有門衛看守。給人的印象是，校園跟社會隔開了，裏麵跟外麵好象兩個世界：裏麵是單純的需要嗬護的貴族，外麵是複雜的世俗社會，不能融合。
而許多世界性一流大學的校園有一個特點，那就是開放式的，沒有什麼圍牆。有的校門隻是象征性的，往往是一百多年前建造的古老校門，現在仍然屹立在原址上，夾在眾多的現代化教學大樓中間，充當一個紀念物。年輕的學子們把這樣的校門當成古跡來看待，它唯一的用途似乎就是拍照留念時的背景物。
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學校對社會的開放思想，學習的目的是為了走向社會，服務於社會，為什麼不向社會開放呢？
日本早稻田大學校長白井克彥教授認為，大學生在校期間就要為本地區繁榮提供思路。大學生學習不能閉門造車，要努力使自己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個體，學生要深入本地企業、行政機構和其他的社會單位，創造有利於該地的知識和智力財富。
白井克彥教授建議，青年學生要走進社區，為地區繁榮提供思路，進行知識實踐。他舉例說，在離早稻田大學50公裏的土奇玉縣本莊市，學校與當地政府共同建立了早稻田大學實驗基地。在研究生課程階段，學校派學生到此，與當地政府共同為地區環境、城市建設、信息領域進行設計和研究。這不僅推動了當地經濟的發展，也讓學生在實踐中體會知識操作，掌握基本生存技巧，掌握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技能，適應當地的文化、習俗和語言，從而達到學習的根本目的。
當前，畢業生就業很難，而另一方麵，新型企業提供的崗位招人也很難。蒙牛集團察北事業部一位經理說，一些大學生在蒙牛待不下去，不是因為知識或技能水平低，而是他不懂得與人溝通的藝術，不習慣現代化企業那種近乎於不近人情的苛刻管理。很多時候，學生在校園裏建立的不切實際的思想脫離了企業的實際情況。
現在，新興企業需要新型的專業人才，學習要適應產業發展的需要。我們要做到知識結構和能力適應企業的要求，與企業的對接有待進一步加強。可是，由於我們缺少與企業的溝通，猶其是對企業的新興項目、發展趨勢等了解很不夠，導致學習時對一切了解，工作時對一切盲然。這是一種思想上的懶惰。許多學生總幻想“當官”，找份一勞永逸的工作。“當官”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不了解企業，當了官怎麼管企業呢？一個勤奮的學生，應該了解企業，通過與企業有效的溝通，如到企業參觀、邀請企業人士到學校講課等方式，增進了解程度，會對學習和能力的成長大有助益。
一個人為什麼要上學，歸根到底是因為要走向社會，在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的同時，也為社會作貢獻。在學校的目的就是要成長為社會需要的人才。在媒體上，有的人因缺乏動手能力而求職困難，有的大學生畢業後接受“補課”，學習實用技能。不能說他們不是人才，隻能說暫時不是社會發展所需要的人才。
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畢業後難以適應社會，問題的症結就在於，在學校的學習與社會需求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當然，事業的規劃、謀生的技能，不可能完全通過封閉的大學學習來完成，但是，大學生在校期間應當充分發展自己的人格和才智，培養應付各種環境和挑戰的能力。進入社會後，才有足夠的知識適應工作的需要，才有足夠的能量經得起挫折和壓力。
我國著名的科學家錢偉長教授曾向青年一代指出：過去大學畢業生的知識可以用一輩子，現在隻能用三年，之後就有一半東西不懂，再過三年，就隻有四分之一了。當今世界正處於知識爆炸的時代。不論是什麼人，稍不留神，就可能落後於洶湧澎湃的知識潮流。特定的時代背景使我們麵對共同的挑戰：我們一方麵必須努力完成在校學業，同時還要關心所學知識能否適應未來需要；一方麵必須掌握最基本的專業知識，同時還要具備信息時代獲取新知識的基本素質；一方麵必須擁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同時還必須塑造能夠融入和諧社會的健全人格。
21世紀的社會需要大批高素質、複合型人才。為了適應這種需要，必須注重知識、能力和素質的協調發展，科學與人文素質並重，在學習期間努力融入社會，增長見識，增強才幹，從而獲得健康、全麵的發展。
修身成仁，服務社會
我國是一個有悠久曆史的文明古國，曆來十分重視立身處世之道。所謂立身，是指培養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質，樹立正確的人生觀，確定做人的價值標準。我國最早的儒家經典《大學》中曾訓誨道：“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又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兩千多年以來，這些箴言一直是文人學士們進行道德修養的理論基礎，是祖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遺產，應當發揚光大。
大約在百年之前，西方人曾把中國的落後歸咎於儒教的道德說教和社會道德觀念。然而，到了20世紀末期，人們發現：亞洲“四小龍”的經濟騰飛，以中國儒家文化為特征的社會傳統曾是成功的原因；而西方國家工業化以後，社會暴力、吸毒、愛滋病、家庭破裂和非婚生育等問題日趨嚴重。於是，一些西方的開明人士拋棄了曆史的偏見，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東方文化。
全世界健在的諾貝爾獎得主曾在法國巴黎召開會議。在會議結束時發表了一個宣言，指出：“如果人類要在21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東方文化經過重新鍛煉，必將煥發青春，鑒照今天與未來。它屬於中國，也屬於世界；它屬於過去，也會照耀未來。”的確，“天下英雄所見略同”。早在十幾年以前，梁漱溟先生就說過：“中國傳統文化，是人類未來文化之早熟，世界的未來，將是中國文化的複興。”這邊是中國文化的巨擘，那邊是西方的科學巨匠，他們的見解是那麼的不謀而合，這無疑揭示了新世紀與東方文化之間的某種內在的聯係。
從內涵來說，東方文化的主流乃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孔子是中國教育的鼻祖，被尊稱為“至聖先師”。陳立夫先生在評價孔學時曾說：“孔子一生的學問，就是發現了‘仁’字的真義，‘仁’字從“二”從“人”，其意義就是非一人生存之私而為二人以上共生共存之人際關係，亦即是‘公’。所以孔學可稱為仁學，其所重視的問題，就是‘人道’，俗稱做人的道理，亦可稱之‘人理’”。正是基於這種理念，哈佛大學教授洛吉認為：“西洋文化是個人主義文化，而東方文化是集體主義文化，在今後的世界經濟戰中，集體主義文化將比個人主義文化占優勢。”孫中山先生曾說過：“人處於社，相需為用，相助以成。”這話說得既形象又深刻。
中華民族的道統，是做人的基本內容。所謂道統，就是以“仁”為中心的道德體係，“仁”是儒家學說的精髓。《論語》是記載孔子思想的一本儒家經典，全書共59章，約1萬2千多字，“仁”字出現了109次。《孟子》一書共71章，討論到“仁”字的地方共158次。“仁”是論述做人的道理。而做人的道理，亦即倫理學的範疇。因此，學會做人必須修身，而修身必須通達倫理學，可以肯定地說，如果不反複熟讀儒家的經典，不汲取其中的精髓，那麼就不懂得做人的道理，也就很難成為道德情操高尚的人。
學生不僅要學習廣博的知識技能，而且更重要塑造真、善、美的心靈，構建自尊、自愛、自信、自強的人格，確立自我設計、自我實現、自我超越的價值觀，樹立獻身科技、報效社會和精誠敬業的奮鬥精神。
學會做人是學生自我修養的任務，不僅應是在學習期間的修身課題，而且應當貫穿於生命的始終。學生是長身體、長知識的重要階段，是人的一生人格定型的重要時期，是人生的黃金時代。因此，應當抓緊“修身”，為使自己學會做人奠定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