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歐洲的遊擊戰相比，中國抗日戰爭中的遊擊戰役不僅次數多、規模大，而且創造了遊擊戰中的經典戰役—百團大戰。1940年8月20日夜，在八路軍總部的周密部署下，位於日軍後方華北各省的八路軍和民兵遊擊隊同時行動，對所在地區的日軍守備部隊和鐵路、公路、煤礦發起全麵襲擊。此次遊擊戰役自1940年8月20日起至1941年1月24日結束，持續時間長達5個月，參戰八路軍共105個團20餘萬人，還有大量的民兵遊擊隊協助作戰。
近代以來的軍事理論，對遊擊戰重要性的認識已經有了很大提高，但總體看仍然帶有很大的局限性，幾乎所有論述談論的都是遊擊戰而非遊擊戰爭，都將遊擊戰看成是正規戰的輔助手段，都是在如何更好地配合正規軍作戰的戰術框架裏去談論遊擊戰的作用。這種將遊擊戰定位在戰術性從屬地位的認識，實際上低估了遊擊戰的能量，限製了遊擊戰作用的充分發揮。而毛澤東則擺脫了這種局限性，他的論述中通常使用的是“遊擊戰爭”的大概念。從“遊擊戰”到“遊擊戰爭”的一字之差，包含著毛澤東對傳統遊擊戰思想的重大發展，反映出他所思考的已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遊擊戰，而是戰略層麵的更為宏大的遊擊戰爭。
毛澤東認為，遊擊戰爭可以是一種輔助配合的戰術手段，也可以是一種獨立發揮作用的戰略行為，在被占地區不大或戰爭時間較短的國家，遊擊戰爭通常表現為戰術戰役上的配合作用，但在幅員廣大的國家裏實施的持久而大規模的遊擊戰爭，其作用就“主要地不是在內線配合正規軍作戰，而是在外線單獨作戰”，於是，這種大規模的持久遊擊戰爭就“不能不做許多異乎尋常的事情……就從戰術範圍跑出來向戰略敲門，要求把遊擊戰爭的問題放在戰略的觀點上加以考察”。
近代以來的軍事理論家將遊擊戰稱為“民眾之戰”。毛澤東繼承了前人的認識，並將其進一步發揚光大。充分認識和肯定人民群眾的主導作用，是毛澤東遊擊戰爭乃至其整個軍事思想的核心。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在抗日遊擊戰爭中遊刃有餘、成就卓著，而國民黨盡管也意識到遊擊戰爭的價值，卻有心無力、乏善可陳，其根本原因就在於雙方對人民群眾的認識存在很大差距。
在如何組織遊擊戰爭的問題上，毛澤東提出了一整套超越前人的思想認識。首先，他嚴厲批評了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輕視民眾組織動員的傾向，反複強調說，遊擊戰爭是人民群眾的戰爭，而“民眾如沒有組織，是不能表現其抗日力量的”。其次，毛澤東批評了國民黨在組織動員民眾時的單純軍事觀點，指出僅從狹隘的軍事角度去動員和組織民眾是不夠的，現代戰爭“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麵犬牙交錯的戰爭”。因此，組織和動員民眾也必須是全方位的，尤其是“政治上動員軍民的問題，實在太重要了。我們之所以不惜反反複複地說到這一點，實在是沒有這一點就沒有勝利”。再次，以持續不斷的組織動員來支持長期艱苦的遊擊戰爭，是毛澤東在組織遊擊戰爭問題上的又一深邃見解。毛澤東認為，在強敵入侵的時候，動員和組織民眾比較容易，因為這種動員在很大程度上“是敵人給我們做的”，但是，能不能在艱難困苦的長期戰爭中，始終保持人民群眾的昂揚鬥誌和廣泛參與，則是更加重要的問題。正是在這一極具遠見的思想指導下，中國抗日遊擊戰爭的組織動員才能發揮出持久強韌的力量，中國的遊擊戰爭才能克服種種難以想象的艱難困苦，成為反法西斯戰爭中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效果最顯著的典範。
在遊擊戰爭的戰略戰術方麵，毛澤東不僅繼承了以往遊擊戰理論的內容，而且提出了許多新的認識和觀點，構建起更加豐富、完整的遊擊戰爭的戰略戰術體係。全麵抗戰爆發後，國民黨軍隊崇尚深溝高壘、層層設防的“堂堂之陣”，期望以死打硬拚的戰法來抗擊日軍。針對這種簡單機械的戰略戰術傾向，毛澤東指出，抗日戰爭麵對的是強大的敵人，以弱敵強是無法回避的客觀現實，因此，絕對不能按照有利於強敵的戰略戰術規則行事，必須“采取獨立自主的遊擊戰和運動戰，避免一切被動呆板的戰法”，把“戰爭從壕溝裏解放”出來，要以發揮主動性、靈活性和能動性為原則，堅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創造性地理解和處理一切戰略戰術問題。在遊擊戰爭的力量運用上，毛澤東指出，遊擊戰爭在整體上是分散的，但在執行具體的作戰任務時，“仍須集中大力，打敵小部”，要按照情況靈活地分散、集中和機動兵力，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在敵人後方建立能夠持久堅持的遊擊戰爭根據地，是毛澤東遊擊戰爭思想的又一獨到之處。毛澤東指出，雖然遊擊戰爭孤懸敵後，脫離國家的總後方，但是，遊擊戰爭的領導者必須徹底克服以往遊擊戰爭中普遍存在的“流寇主義”，在敵人後方建立各種形式的根據地，以此來建立遊擊戰爭自己的後方，支持遊擊戰爭的長期生存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