⑵反右派鬥爭中的“引蛇出洞”到新聞界的“鳴放”
“引蛇出洞” 在反右派鬥爭過程中，黨並沒有對那些右派言論在黨的報刊上立即批判和反駁，而是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手段。1957年5月14日和16日，中共中央連續發出《關於報道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麵工作的批評的指示》和《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對整風運動中各級中共黨報的宣傳報道方式作出具體規定，其中包括：應充分報道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派分子的反共言論要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道，使群眾明了他們的麵目；對少數有反共情緒的人的帶有煽動性言論，應當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不要反駁。如此，《人民日報》和地方報在此期間發表大量的相關報道，並以大量篇幅客觀報道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舉行的座談會的發言記錄。對於一些偏激的情緒和意見，報紙沒有批判，如實報道。《文彙報》和《光明日報》為最突出。
新聞界的鳴放 《文彙報》是當時中共上海市委領導下的以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以宣傳中共文教方針政策為主要任務的報紙。《文彙報》一麵批評一些地方“鳴放”沒有搞好，一方麵報道各地的“鳴放”情況，其中不少觀點和報道後來被當作典型批判。《光明日報》當時是一張由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共同主辦的報紙，以宣傳報道統一戰線和文教工作為重點。社長章伯鈞和總編輯儲安平都因在座談會上發表了意見而被劃為右派分子。
5月18日，成立不久的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北京大學中文係新聞專業在北京聯合召開的第一次首都新聞工作座談會，來自北京、上海、遼寧、河北、山西、江蘇等地新聞界人士200餘人參加了會議，有30多人作了發言，發言十分熱烈。會議探討了新聞實際工作和新聞理論研究中的很多重要問題。如：關於新聞事業，特別是黨報的性質、任務和作用；當前的新聞工作；關於新聞自由和新聞體製問題；關於新聞工作者的地位、工作待遇問題；關於繼承中國報紙的傳統問題等等。這些觀點和意見，代表了當時國內新聞界的理論水平。反右開始後，這次會議也受到批判。
新聞界的反右派鬥爭 1957年6月8日，毛澤東主席發出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指示：“省市級機關和高等學校大鳴大放的時候，大約15天左右即足”，現在要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並指出：“這是一個偉大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號召以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觀察當前的種種現象，一場大規模的反擊右派運動正式開始。首先受到衝擊的是《文彙報》和《光明日報》。大規模的反右派運動曆時兩個多月就基本結束，但報刊上對右派觀點的批判，一直延續到1958年上半年。全國約有55萬人被劃為右派分子。新聞界也備受衝擊，1957年6月11日至9月底，僅《人民日報》點名批判的新聞界右派分子就有104人。至1958年2月，《文彙報》21人被劃為右派，《光明日報》為18人。
從後來的材料看，發動這場運動，是黨和政府對當時的階級鬥爭形勢估計得過於嚴重了。更為不幸的是，這場運動采取了不適當的方法，被嚴重擴大了。結果是大量的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幹部群眾被錯劃成“右派分子”。而新聞界在此過程當中不僅充當了根據，也受到了創傷。
2、“大躍進”前後的新聞事業
⑴關於“大躍進”
“大躍進”運動是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出現的一次以“左”傾冒進為思想基礎的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特征的群眾運動。
⑵關於在“大躍進”中的新聞界
其實在“大躍進”正式出台以前，新聞界就已經開始“大躍進”的宣傳。1958年5月，“總路線”提出後，國內“大躍進”的高潮到來，新聞界更是大造聲勢，“大躍進”宣傳全方位展開，農業、工業、文教衛生領域，都開展了“大躍進”的宣傳，最經典的一句話：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想說多少就說多少，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新聞界本身也搞起了“大躍進”，提出了許多不切實際的口號，熱情高漲，科學精神不夠。嚴重缺乏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這個教訓是要好好記取的。
但是也取得了一些成績，新聞教育得到了發展、電視事業在那時誕生。1958年5月1日，中央電視台的前身——北京電視台開始試播，9月2日正式播出。同年，上海電視台、哈爾濱電視台、天津電視台也開始試播。至1961年初，全國已有電視台26座（包括實驗台、轉播台）。1958年6月，北京大學中文係並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係，同年9月2日，中央廣播事業局直屬的第一所高等專科學校——北京廣播專科學校成立，並於次年改組為北京廣播學院。暨南大學新聞係、江西大學新聞係、杭州大學新聞係等也在1958年成立。
⑶“大躍進”以後新聞界的調整和探索
報刊開始注重調查研究 1961年1月，毛澤東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同時，中央也要求新聞界認真總結教訓，繼承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開展調查研究。劉少奇在此期間對報紙工作所做的兩次談話都談到調查研究的重要性，認為“報上的一切文章都應當是調查研究的結果”，要求記者和編輯認真搞調查研究。隨即新聞界開始關於新聞工作者如何認識、實施調查研究。《新聞業務》雜誌上刊登有關理論和介紹文章，論述調查研究是記者的“基本功”，記者要建立點麵結合的“采訪根據地”以及調查研究的方法等問題；許多新聞單位也召開座談會，研討調查研究的問題和具體措施。大批記者、編輯紛紛深入基層開展調查研究工作，有關的調查研究文章也紛紛見諸報端。
報刊開始重視知識性和趣味性，雜文開始興起 1961年1月，《人民日報》調整星期日的版麵，以一半的篇幅刊登知識性、藝術性的文章，從中央到地方的國內報紙也紛紛效仿。《文彙報》的副刊《筆會》提出：“以知識性東西為主，五花八門，雜七雜八”。隨後，雜文大量出現，1961年3月19日，《北京晚報》開辟《燕山夜話》，由鄧拓以“馬南屯（村）”的筆名撰寫，直到次年9月2日結束，共發表152篇內容廣泛、知識性、思想性強的雜文，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而“文革”中，卻因此受到迫害，於1966年5月17日不幸去世。
《燕山夜話》之後，北京市委的理論刊物《前線》半月刊，從1961年第19期開始設雜文專欄《三家村劄記》，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以“吳南星”的筆名輪流執筆，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大量雜文專欄的創辦和高水平雜文文章的發表，帶來了60年代前期我國報刊上雜文創作的繁榮時期。
注意對新聞工作的革新和探討，但很短暫 1962年，毛澤東開始強調抓緊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新聞界剛興起的對對報刊工作小範圍的探討也就悄然停止。其後，新聞界推出了雷鋒、焦裕祿、大慶、大寨這些先進人物和先進集體，成為這一時期新聞工作的亮點。
⑷“文革”十年中的新聞事業
實際上，從1965年開始，中央和地方報紙上的各類批判文章就多了起來，逐步有了“文化大革命”的輿論氣氛。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通稱《五一六通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簡稱“文革”）。
“文革”開始和新聞界的奪權 《五一六通知》下發以後，直至1976年粉碎“四人幫”為止，中國新聞界經受了一場大劫難，新聞事業遭到嚴重破壞。“文革”是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左”傾錯誤的惡果。這種“左”傾思潮，實際上早在建國初期的思想領域批判中就已有明顯的表現，在後來的反右派鬥爭中又被不斷強化。到“文革”前夕，毛澤東同誌錯誤地認為，建國十幾年來，文化領域始終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盤踞，並有大批的資產階級代表任務混進了黨政軍，中國有複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必須廣泛發動群眾運動、開展階級鬥爭，來打倒這些資產階級人物。
“文革”開始後，新聞界首當其衝。首先對鄧拓、吳晗、廖沫沙所謂的“三家村”開展批判；接著中共北京市委被改組，《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前線》雜誌的領導班子被撤換；5月31日，陳伯達帶領工作組改組《人民日報》的領導班子，吳冷西被停職反省，此後的《人民日報》成了鼓吹“文革”的重要輿論工具。各省市在此舉帶動下，也將所屬新聞單位定為首先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重點，紛紛派駐工作組。
1966年8月，隨著紅衛兵運動的興起，各省市黨委機關報又普遍地受到了社內外“革命群眾”和“造反派”的衝擊。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掀起所謂全麵奪取政權的“一月風暴”，《文彙報》、《解放日報》被造反派組織奪權，《人民日報》隨即肯定這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勝利產物”；1月19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讓毛澤東思想占領報紙陣地》，號召學習《文彙報》、《解放日報》的“奪權”；《紅旗》雜誌也在1967年第三期發表社論《一定要把報紙的領導權奪回來》。於是，各省市黨委機關報紛紛被造反派奪了權。奪權之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成為反映林彪、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組意見的重要陣地，也是最先發布毛澤東主席“最高指示”和新的運動口號的主要陣地。每當“兩報一刊”社論、文章發表，各地報紙、電台都要全文轉載、廣播，全國人民都要“學習貫徹”。“兩報一刊”成為當時各級幹部和群眾了解中央精神的重要渠道，具有極大的權威性。
1968年9月1日，“兩報一刊”聯合發表編輯部文章《把新聞戰線的大規模進行到底》，全盤否定了建國以來的新聞事業和新聞隊伍，認為建國以來的新聞戰線是“黑線專政”，新聞界因此遭受的迫害更加嚴重。大批新聞工作者遭到迫害，老一輩新聞工作者鄧拓、孟秋江、金仲華、範長江、章漢夫、潘梓年等先後被迫致死，無以記數的新聞工作者被揪鬥、下放勞動；新聞事業的發展也陷入停滯狀態，據統計，1965年全國郵發報紙尚有329種，而1966年至1970年間，僅有40餘種。
“文革”時期的“新聞” “文革”時期的新聞和宣傳混為一談，“宣傳”即為“新聞”，始終貫徹著政治的批判和鬥爭，新聞媒體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大量的“文革小報”出現 新聞界被奪權以後，隨著紅衛兵和造反派組織的出現，大量的“文革小報”出現。這種小報的出版者以大中專院校和中學的各類紅衛兵組織、“革委會”以及各行各業的群眾組織為主，內容重要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的指示和講話、批判和鬥爭動態、時事新聞、政治評論以及群眾學習體會等等。“文革小報”最活躍的時期在1966年至1968年間，有些小報的文章還被當時的《人民日報》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多次轉載。為了加強對小報的引導，中共中央還專門發布過《關於改造革命群眾組織的報刊宣傳的意見》。1968年，隨著紅衛兵組織和群眾組織的解體，這些小報相繼停辦。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文革小報”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宣傳。對毛澤東的狂熱的個人崇拜是文革時期紅衛兵、造反派運動的突出特點，這些小報則成了表現、宣傳和推進個人崇拜的重要工具。
思考題
1、中共中央發布了那幾個文件，用於指導民營新聞事業的改造？國內外之間的區別是什麼？
2、無產階級政黨關於黨報的基本觀點是什麼？
３、新中國宣傳工作上的成績和失誤分別是什麼？產生的原因是什麼？
4、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標記是什麼？
6、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核心內容是什麼？
7、社會主義時期出現的曲折反複的原因是什麼？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是什麼？
8、新聞的正確作用是什麼？你覺得應該怎麼來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