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視事業
50年代末期，中國電視事業開始起步。1958年5月1日，我國第一座電視台—北京電視台建成試播，9月2日，正式播送節目。同年10月和12月，上海電視台、哈爾濱電視台相繼開播和試播。1959年，全國有電視台20座。1962年，國家對電視事業進行了調整，保留北京、上海、廣州、沈陽、天津5座電視台，其他一律停辦。困難時期過後，電視事業又有一定發展，至1966年，全國共有電視台13座。
我國電視事業起步較晚，其發展又受到經濟、技術等因素的製約。但在60年代前期，電視事業仍然發揮了自身的特色，對一些重大事件作了報道，確立了電視事業在整個新聞宣傳網中的獨立而重要的地位。
2、對私營新聞事業的改造
早在建國之前，隨著一些大城市的解放，中共中央就開始關注舊有新聞事業的接收和改造工作。
⑴建國之前對城市舊有新聞事業的清理和接收
1948年11月8日，中共中央頒布《關於新解放城市中外報刊通訊社處理辦法的決定》。其中，對所解放城市的新聞業狀況進行簡要分析，認為這些城市的新聞機構“絕大部分是反動派所掌握的，少數是中間的，隻有極少數是進步的。在許多城市中根本沒有進步的和中間性的報紙刊物。”同時提出，“報紙刊物與通訊社是一定的階級、政黨與社會團體進行階級鬥爭的一種工具，不是生產事業，故對於私營報紙、刊物與通訊社，一般地不能采取對私營工商業同樣的政策。”基於這樣的分析和認識，決定提出了基本的原則：“除對極少數真正鼓勵群眾革命熱情的進步報紙刊物，應扶助其複刊發行以外，對其他的私營報紙、刊物與通訊社，均不采取鼓勵政策。”並特別強調，“無限製地放任的政策和一律取消的政策，這兩種政策均不符合於我黨保護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和剝奪反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的原則。”據此原則，文件對於舊有新聞事業和新聞工作者的處理辦法做了具體規定。194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處理新解放城市報刊、通訊社中的幾個具體問題的指示》，1949年1月18日下發了《對處理帝國主義通訊社電訊辦法的規定》、1949年2月28日下發了《關於對私營廣播電台的處理辦法和天津市委的指示》等一係列文件以指導此項工作。
根據這些文件的指示精神，新解放城市的黨委和政府對舊有新聞事業進行了清理接收。
⑵對在華外國人主辦新聞事業的清理和規範
在華外國人主辦的新聞事業，黨和人民政府也根據不同的情況，采取不同的辦法：對帝國主義國家設立的新聞機構，一律予以封閉；對外國私營報刊，則準許其繼續出版。
⑶中央出台出版經營新聞機構的具體規定
中共中央對於允許出版經營的新聞機構在具體運作上也作了一些規定：不得有違反人民政府法令之行動；不得進行反對人民解放戰爭、反對土地改革、反對人民民主製度的宣傳；不得進行反對世界人民民主運動的宣傳；不得泄露國家機密與軍事機密等。民營廣播電台必須轉播新華台節目，不得有反對人民解放軍及人民政府之任何宣傳；廣播節目必須經軍管會之審查等。這些措施和規定對鞏固政權、穩定形勢起到了重要作用。
據新聞總署1950年2月統計，當時全國報紙共有281家，其中私有報紙55家，而上海最多，共有14家。這些報紙大多是在舊中國有影響的進步報紙。但不久後由於私營報紙的生存環境有了變化，優勢不複存在，廣告收入減少，采訪新聞不順暢等等原因，在發展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盡管黨和政府給予了多方麵的扶持和支持，其整體情況還是每況愈下，私營報紙的從業者也紛紛要求早日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新聞工作者，這使得私營報紙停刊的越來越多，在這種情況下，黨和國家對新聞事業采取了合並改組、公私合營的措施等，到1952年底，全國所有的私營性質的報社全部實行了公私合營。1953年後，民間麵目或民主黨派的報紙，全國隻剩下《文彙報》、《新聞日報》、《新民晚報》、《大公報》、《光明日報》5家，其中《光明日報》1949年創刊時即是公營的民主黨派報紙，其他幾家也成了公營的人民報紙。
據1952年底中央廣播事業局宣布：全國34家私營廣播電台全部改造完畢，全部廣播電台由國家經營。至此，中國私營新聞事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先於全國私營經濟的改造而完成。
3、新聞政策和新聞法規
為了更好地發展由國家經營的報刊、廣播電台以及其他大眾傳播媒介，使新聞業成為黨和人民的喉舌，黨和政府製定了有關新聞宣傳工作的政策、法規，對新聞事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⑴新聞政策
● 新聞工作要服從黨的領導 黨直接管理新聞宣傳工作；實行報刊審批備案製度；加強對黨報和其他新聞宣傳組織機構的領導。（這些政策一直延續下來，並將繼續下去。）
● 新聞宣傳必須服從並服務於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黨報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輿論工具，是指導群眾進行革命鬥爭的手段，黨報的新聞宣傳必須服從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並為其服務。這是無產階級政黨關於黨報的基本觀點。
● 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 1950年4月，中共中央做出《關於在報紙刊物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決定》，這是建國以後，黨指導在報刊上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這些決定和指示的貫徹執行，開創了報刊批評的新時期，並使報刊這一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一政策逐漸形成製度。
⑵ 新聞法規
建國以後，國家在《共同綱領》和1954年通過的《憲法》中設有適用於新聞出版的條款，但沒有製定專門的新聞法，隻先後頒布了一些有關新聞出版工作的行政法規。
二、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探索和發展
全國解放以後，中央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全國的新聞宣傳中心也發生了變化。
1、新聞工作的成績與失誤
⑴經濟建設的宣傳報道
經濟建設是黨和國家建國初期的工作重心，也是宣傳報道的中心。從解放初期的恢複生產、打擊資產階級的囤積居奇擾亂經濟秩序、平抑物價、穩定生活，到1953年開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和對資本主義私營工商業、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新聞媒介都密切配合黨的經濟政策，進行充分的報道和大力的宣傳。
⑵抗美援朝宣傳報道
抗美援朝戰爭的開始，使新聞媒介的報道重心發生了變化，戰爭報道大規模上升；戰爭報道時間大幅度延長；戰爭報道體裁豐富。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0月，中國人民誌願軍入朝作戰，抗美援朝戰爭開始。新聞媒介從原來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報道轉移到為配合戰爭而進行廣泛的宣傳報道。報道規模大，全國的新聞媒介全力以赴地投入戰爭新聞報道；抗美援朝戰爭的報道持續了三年之久，全國新聞媒介一直繼續著抗美援朝的戰爭報道；在這場戰爭報道中，報道體裁的多樣化，完全超出了一般的新聞範疇，寫出了大批優秀的新聞通訊和報告文學作品，最著名的是巍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至今膾炙人口。為我國的軍事宣傳積累了寶貴而豐富的經驗。
⑶政治運動宣傳報道
1951年初至1952年底，為鞏固新生政權，黨和國家先後開展了鎮壓反革命、“三反”（在黨政機關隊伍中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五反”（在資本主義工商業者中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等政治運動。全國各新聞單位為配合運動進行了長時間、大規模的宣傳。
⑷思想文化領域宣傳的失誤 建國之初，為了消除思想文化領域中的舊意識形態，中央要求省市以上的黨報“加強理論宣傳”，成為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基地”。1951年至1953年間，新聞界先後開展過三次較大規模的學術思想問題的討論。由於錯誤思想的影響，三次討論都出現了失誤。其中共同的問題是：先做結論，自下而上地發動對被討論者的批判；無限上綱，把學術問題作為政治問題，最終演化為階級鬥爭。結果是不但沒有展開真正學術意義上的討論，不給被批判者以答辯的機會，甚至展開全國性的群眾批判運動，極大地妨礙了思想討論的正常開展，嚴重打擊了一批思想進步的知識分子。
2、新聞業務的探索與改革
⑴50年代初的學習蘇聯經驗
50年代初，由於我國新聞界對建設新型的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缺乏經驗，就借鑒學習蘇聯的新聞工作經驗，時間不長，但產生了一定的弊端。最早是人民日報社、新華社派個別記者去真理報社和塔斯社學習訪問，1951年1月，《人民日報》開辟了《新聞工作》副刊，專門介紹蘇聯新聞工作經驗；6、7月開始，我國的報紙開始學習蘇聯報紙，開設“黨的生活”專欄，並在攝影等方麵也開始借鑒。1954年前後，學習蘇聯經驗形成熱潮，頻繁互訪；出版有關著作；模仿蘇聯新聞工作經驗等等。但是，由於生搬硬套，也產生較大的弊端。
⑵1956年的新聞工作改革
1956年，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即轉入全麵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的工作重點放到“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上”，提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口號，並鼓勵知識分子投入社會主義建設。1956年4月，黨中央提出發展科學文化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在國際上，中國共產黨也開始擺脫蘇聯的影響，以獨立的姿態出現在共產國際組織中。良好的政治形勢對新聞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學習蘇聯模式帶來的副效應，剛從農村來到城市之後的不適應等，都影響到新聞事業的發展，改革勢在必行。
這次改革，是在中共中央的領導下，在中央一級新聞媒介的帶動下進行的。首先改革的是《人民日報》，差不多同時，新華社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也進行了改革。
這次新聞改革，首先是一次思想的解放；其次是這次改革是從中國社會主義新聞事業的實際出發，總結研究並繼承中國新聞事業優良傳統的基礎上進行的。它在中國社會主義新聞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
三、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在政治運動中的曲折演變
從1957年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開始到1976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新中國經曆了建國以來最為坎坷的時期。不斷出現的政治運動也給新聞事業帶來了很大的負麵影響。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反右派鬥爭擴大化，新聞界受到衝擊；1958年至1960年的“大躍進”運動，嚴重違背了新聞規律。1966年“文革”開始後，在一場政治思想經濟文化領域的大劫難下，新聞界遭遇建國以來的最大打擊，新聞事業嚴重受挫，並且成為錯誤路線的輿論工具。這是中國新聞事業應當認真研究和記取的教訓。
1、整風運動中的新聞界
⑴從自由“鳴放”到反右派鬥爭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號召“在全黨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運動”。指示要求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作為這次整風的主題，要求檢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執行情況。指示提出實行開門整風，歡迎黨外人士自願參加，幫助黨整風，強調“應該放手鼓勵批評，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者加冕’的原則。”《人民日報》5月1日刊登全文，5月2日發表社論《為什麼要整風》，闡述整風的目的、意義和方法。整風運動開始。
整風運動開始後，從5月8日到6月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先後13次召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座談會，征求他們對黨的工作和整風的意見。報紙也把整風運動作為一項重點工作進行宣傳報道。當時把提出批評和意見稱之為“鳴放”。廣大群眾和愛國知識分子積極響應號召，為幫助黨的整風提出了很多批評意見。其中不乏有片麵的、偏激的和錯誤的觀點和論調，也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大鳴大放”，攻擊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製度。這些言論不滿的程度超出了黨的預料。正巧“匈牙利事件”發生不久，而國內也出現了少數人鬧事的問題。於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決定轉變政策，從6月8日開始，在全國開展反右派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