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級官員在任命時會受到皇帝詔令的一再叮囑，要勤政愛民。在製度上，朝廷為官員頒發印紙、曆子，每年由所屬長官在上麵書寫其任職功過，作為下一任差遣授官時獎懲的依據。在這一過程中，州郡知州、通判等發揮著對所屬縣級官員的監督考核作用。州郡之上，宋代陸續設立了轉運司、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等路級機構，這三個機構的長官地位是並列的，統稱為“監司”，既各司其職，又共同監督考核本路各州知州及以下地方官。監司和各路大州府長官兼任的本路安撫使（簡稱帥司），對本路所有州縣官均有薦舉保任和考核監督的職責和義務。轄區內州縣官的過失或罪行如果沒有被所屬長官提前發現，而是被中央監察官員揭露出來，本地長官負有失察之罪，必受懲處。盡管在官員的書麵考核過程中普遍存在著忽視等級差別的現象，這些監督考核製度的實施，在保證州縣官有效履職的過程中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在近乎嚴苛的選任製度下，宋代知縣、縣令群體的總體素質與行政能力普遍較高，兩宋時期湧現出了一大批勤政愛民、敢於作為，得到民眾高度認可因而留名青史的優秀縣官。他們的事跡在當時當地廣為流傳，多數被記入其正史傳記或者地方誌等。如北宋的張詠、範仲淹、王安石等。
縣官動輒得咎，士大夫往往視縣任為畏途
宋代知縣縣令製度規定及其運行過程中都不是完美的，也存在一些問題。
一是官簡事繁產生官少吏多之弊。宋代縣級長官職任繁重，但是朝廷正式任命的縣級官員人數有限，難以應付其繁重的行政事務，於是縣級長官不得不依賴大量吏人。宋代州縣吏人與官員在管理方麵差別巨大，吏人由當地人擔任，不是中央選拔的，不受任期限製，政府一般不頒給俸祿，每個縣的吏人人數少則數十人，多則一百多人，甚至二百餘人不等，而縣官隻有區區數員。所以，如果知縣、縣令能力不強，便難以統領如此眾多的吏人，就會出現常常被宋代士大夫指責的“吏強官弱”、“吏人世界”等失範局麵。
二是嚴格薦舉引起奔競不公。薦舉保任製度雖然能夠發揮中高級官員知人善任、為國選才的作用，但製度執行中的一刀切、絕對化，容易引起基層官員為了得到推薦不擇手段。正如宋人所說的，“士夫改秩隻有薦舉一路，舍此則老死選調而無脫者”。其結果是士大夫為了得到薦舉書而奔競請托、巴結賄賂，甚至買賣薦書，無所不用其極，這反而為一些權貴子弟獲取薦書提供了方便，對孤寒出身之人極為不利。
三是職重責苛導致縣官難為。宋代縣官承擔的賦稅征繳任務之沉重、司法案件審理數量之繁多等，都是宋以前各王朝未曾有過的。縣級官員行政主導權小，受到的監督和考評非常苛刻，特別是片麵強調考核中上繳財政指標的完納，使縣官動輒得咎。所以，從北宋後期到南宋，士大夫往往視縣任為畏途，甚至誇張地稱之為“如赴湯蹈火”，很多人寧願待闕也不願擔任知縣、縣令，經濟落後及交通不便地區長期缺乏正任，政府不得不大量聘用不合資格的人臨時兼任，最終導致縣級政權治理能力的下降，失去其應有的穩定政權基礎的保障作用。
（作者為河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
【注釋】
①《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2，太平興國六年正月，第488頁，中華書局2004年版。
②《宋大詔令集》卷200，《令幕職州縣官習讀法書、知通幕職州縣官秩滿試法書詔》雍熙三年九月癸未，中華書局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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