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兩人依舊想收奪武將兵權。
他們將各大將部下的偏裨將佐委以重任，加以擢升，以此分散各大將的兵權，達到化整為零的目的。
他們的實驗對象是張俊，但因為秦檜回來了，趙鼎、王庶相繼罷官，這一次收兵奪權行動還沒來得及展開就無疾而終。
有第一、第二次，就會有第三次、第四次……
從這個角度看，罷免張俊、韓世中和嶽飛等三人的兵權，其實是當時社會的主旋律，是遲早都會發生的事情。
問題在於，尊文抑武、以文製武的製度，真的那麼合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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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宋朝是中國在古時的一個巔峰的時代。
整個社會的科學發展水平，國家和人民的富裕程度，等等，可謂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不要說之前的漢唐盛世比不上，後來的明清兩朝更是大大不如。
誠然，之所以有宋朝一代的興盛，是李家唐朝多年以來對世界的開放和包容的延續和結果；但是，宋朝孱弱的軍事力量與她那超高的國民生產總值，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無論是國家的稅賦收入，國家的人口數量，又或者是國民生產總值，宋朝與契丹遼國和女真金國的比較，其差距相當於如今的美國與墨西哥之比。
也有人用各種各樣的數據來說明宋朝軍隊的強大，比如在西夏戰場的勝利，等等；隻不過，身形龐大的美國居然被弱小的墨西哥倒逼，處處挨打受氣，無論怎樣解釋，都擺脫不了弱者的身份。
其中的原因，就是這個可惡的“以文製武”的製度。
也有很多人把宋朝的孱弱歸咎於缺馬。
缺馬當然是一個劣勢，但是，這絕對不會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冷兵器的時代，沒有任何一種武器或者裝備能夠決定勝利，最主要的因素還是在於人。
“決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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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尊文抑武、以文製武”的這個製度，又如何導致宋軍軍力的孱弱呢？
宋朝的軍事體質大致可以分為上下兩層。
上層的安排，根據《宋史?職官二》中的描述：“樞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諸軍，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
就這樣，整個軍隊的指揮體係一分為三，相互製衡，也相互扯皮。
下層的安排，根據“更戊法”的規定：畿輔與諸州禁軍定期更換駐地，目的就是以使兵不識將，將無專兵。
這種安排的結果，讓整個軍隊的掌控權歸於朝廷，而不會從屬於某人。
隻不過，朝廷是虛的，皇帝才沒那麼多功夫天天管著管那。
誰也管不了的結果，就變成了誰也不管了。
這種製度，其實就是一種變相的公有製，或者可以稱之為“官有製”。與天朝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人民公社”和“大鍋飯”相比，非常的相似。
“大鍋飯”的結果，必然帶來機構的臃腫、人員的腐敗、效率的低下，等等。
當宋朝在軍事上的高投入並沒有高產出，反而處處挨打、受製於人的時候，保守和退縮自然成了必然的選擇。
所以，宋朝的軍力與他的經濟實力是完全不相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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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建康元年到紹興十一年，時間長達整整十五年時。這在兩宋時期是非常特殊的一個時間段。
在這個時間段裏，皇室的力量幾近於零，隻能依靠社會習俗和道德的感召力來勉強維持統治。
於是乎，南宋朝廷對於各個武將們的發展隻能聽之任之，隻要你能夠堅持與金兵作戰，隻要你願意打我宋朝的旗幟就行了。
這種放任武將軍官們各自發展的結果，其實就是改革開放以後的“聯產承包責任製”。
自己的事情自己才會去用心下功夫。
從建炎元年的一窮二白，建炎四年的“巡山搜海”，到紹興十年的“撼山易、撼嶽家軍難”，隻用了區區十五年時間，南宋朝廷對於女真金國的軍事形勢，就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
其中的原因，就在於“承包製”。
在這個過程裏，在南宋朝廷的各大軍區之中，並不單單是嶽家軍一枝獨秀，而是呈現出了一種百花齊放，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