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能否忍受排斥並堅持自己的道德信仰與標準取決於許多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取決於他們的天性：是害羞膽怯還是堅定自信，取決於在他們家庭中受人歡迎是否標誌著成功，取決於他們的家庭、文化或社區對自信與忍受排斥給予多高的評價。研究亦表明，如果父母從孩子幼年時期就尊重他們的思考能力，在做出家庭重大決定時考慮孩子的意見，那麼就可以培養孩子獨立推理、獨立行動的能力以及忍受排斥的能力。
然而這種獨立行動的能力，主要取決於孩子吸收道德價值觀念的程度，取決於自我意識的力量，取決於孩子承受逆境的程度。孩子的自信不應被不時的孤獨感打斷，他們需要一個足夠穩定的自我形象，即無論何時自我評價都比他人的評價重要得多。
可當孩子進入青春期時，許多父母感到苦惱的是，他們看到的不是孩子擁有越來越強的自我意識與忍受排斥的能力，而似乎反倒失去了自我。用道德成長專家卡羅爾·吉裏根（CarOl Gilligan）的話說，尤其在許多女孩身上，自信似乎“轉入地下”。更糟糕的是，大多數成人認為有助於孩子堅守重要原則的方式似乎都沒有效果，有時還事與願違，例如麗莎的例子。因此，孩子成年後內心能否有個不可動搖的羅盤，不僅取決於幼年時期接受的灌輸，也取決於他們青春期的經曆。
令人欣慰的是，已有許多方式可以幫助青少年抵禦排斥、堅守重要原則。是什麼阻礙了成人促進這一現象的出現？他們又該如何幫助青少年重獲或塑造更為強烈的自我意識？
關於青少年的悖論
有時成人喪失了對青少年的道德指導作用——他們變得過分苛求，他們之所以如此是出於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是值得稱讚的擔憂。我們嚴厲苛求是因為認為青春期是道德成長的關鍵時期，是因為我們很自然會擔心自己可以影響孩子成長的機會越來越少，這或許是孩子成年前我們向其灌輸道德核心的最後一次機會。
但青少年難以堅持重要原則，很可能是由於成人兩個普遍的誤區造成的。我們未能將他們的行為視作某個成長階段的表現——就像我們容忍4歲孩子發脾氣一樣——我們中許多人，如麗莎的父親，感到沮喪憤怒是因為我們錯誤地認為十幾歲的孩子屈從於同伴是缺乏勇氣與意誌的象征。我們將他們當作年輕的成人，認為他們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並承擔後果。一旦他們拒絕向成人吐露秘密——比如放學後有人要打架，父母與其他成人往往就會開始談論“如今的孩子到底怎麼了”。電影《西區故事》（WestSideStory）中，庫普基警官明顯流露出對裏弗及其團夥“火箭”的輕蔑，因為後者拒絕透露“火箭”和“鯊魚”決鬥的地點。如果我們將屈從於同伴視為一種軟弱，通常第一本能就是認為嚴厲懲罰可以糾正這種行為，或隻需通過勸誡就可以使他們擺脫它。“當孩子過於擔心背叛朋友時，我們更要抓緊孩子，”一個受訪者說，“我們必須告訴孩子要堅定，要堅持正確的東西。”
然而大量心理研究早已表明，對於父母來說，堅持某些原則固然重要，但若忽視或不能完全理解孩子對受到同伴排斥所持有的恐懼，我們就沒有真正了解孩子——我們就會對青春期自我的本質產生嚴重的誤解。因為對許多青少年而言，特別是在剛進入青春期時，自我意識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同伴的看法。沒有什麼比這建立在人際關係基礎上的自我更能發揮影響力或影響立場的了。因此冒著受到同伴排斥的風險，並不僅僅意味著可能要忍受一段時間的孤獨。心理學家及青少年研究專家羅伯特·柯根（ROberTKegan）認為，許多青少年感到“正在失去自我”。這也是麗莎不知道是否應該告發朋友的一個原因——擔心失去自我，擔心在學校中失去朋友，這和被開除一樣可怕，盡管那也是一種恥辱。同樣，麗莎無法忍受父親的憤怒，是因為她在意識或潛意識裏感到他根本不理解自己的內心想法，她覺得自己所受的懲罰過於嚴厲，而她麵臨的處境則是自己完全無法控製的。正是在她需要父親的理解、價值觀念以及智慧來幫助她樹立更為獨立的道德觀念時，父親卻將她推開了。
學校對麗莎的懲罰極具傷害性，這很可能影響她的一生，而且懲罰既不恰當也不公平，因為它是基於對麗莎能力不切實際的期望。此外，研究表明，最有效的懲罰應該是實質性而非嚴厲的懲罰——嚴厲的懲罰將使孩子過於關注懲罰的不公以及執行懲罰時的成人的負麵品質，而忽略了懲罰所包含的道德要旨或信息。
但許多成人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未能幫助青少年找到他們的道德願望。他們對孩子的期望值不是太高，反而是太低。尤其在過去幾十年中，父母越來越注重與孩子間的親密關係，因此許多人就無法堅持嚴格要求和重要原則——關於青少年的另一悖論則使這一現象更為嚴重。幾十年來，許多成人都非常清楚地意識到青春期是一個獨特的成長階段，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一些新的科學證據的影響，證據認為青少年的腦電圖令他們成為截然不同的一種動物。我常聽到家長談到十幾歲的孩子時，總把他們視為另一個族種——野性未馴、自我中心且不辨是非。1997年《時代》雜誌一篇關於兒童的文章這樣寫道：“在兒童時代與成年之間存在著一個荒謬可笑又變化莫測的青春期。這是一個充滿危險、愚蠢衝動以及荷爾蒙引發的暴怒時期。”最近一本關於青春期的暢銷書就叫做《分離的部落》（ATribe Apart）。
然而這樣做與將青少年視為成人缺點的翻版是同樣錯誤且危險的。認為青少年構造不同、超出常規的觀點很容易成為回避衝突、放棄以高標準要求他們的合理借口。因為擔心衝突，現在許多父母太過輕易地為自己的不負責任開脫，認為那隻是一個“階段”而已。事實上，麗莎的母親在處理與女兒的關係時再現了麗莎所經曆的失敗——她非常擔心激怒麗莎或疏遠她們的關係，所以無法強烈表達自己對麗莎未能說出真相以及在看到朋友喝得爛醉時未能保護其安全感到失望，而這正是一條重要原則。（麗莎的母親在處理與丈夫的關係時也再現了麗莎在學校的窘境——盡管她正確地預感到他的正義感將使麗莎疏遠他們，她卻沒有勇氣反對。）勇敢麵對孩子的憤怒有助於培養孩子寶貴的道德品質，如果父母不願意麵對，許多關鍵信息就無法得以傳遞：如有些價值觀念比受人歡迎更加重要；如孩子有能力承受同伴的排斥；如作為孩子應該效仿的榜樣，父母有能力承受憤怒與輕蔑。
這麼做需要極高的技巧，但我們成人必須牢記兩種關於青少年的、看似矛盾的觀念，從本質上說也具有諷刺意味——他們在依賴同伴的同時，又在提升自己的內在標準。正如“火箭”在《庫普基警官》（Gee，OfficerKrupRe）中唱的那樣：“問題是我們正在成長，問題是我們已經長大。”已有研究開始剖析青少年身上存在的多種形式的自我意識與自我表現，包括“現實自我”（acTualself），即你現在的自己；“理想自我”（ideal self），即你希望成為的人；以及“社會自我”（OughTself），即父母對你的期望（這與理想自我相符或相悖）。心理分析學家安娜·弗洛伊德（AnnaFreud）早就認識到大量青春期叛逆行為的背後並非道德良知的缺乏，而是增強了的、覺醒了的道德良知。她認為青少年在受到新的衝動吸引的同時，也正在與心中越來越堅定的原則及標準抗爭。因為他們往往明白自己該做些什麼，且內心存在著“理想自我”，他們需要並尊重那些完全理解他們與同伴交往中所遭遇的窘境，並符合他們高尚的內在標準的成年人。
那就意味著麗莎的父母不僅要表揚她沒有喝酒，還應該對麗莎麵對的艱難處境表示同情，並了解她為何要做出那樣的選擇。他們應該向麗莎強調告訴紀律委員會真相的重要性，同時承認學校對她的懲罰過於嚴厲。他們也可以問問麗莎，為什麼在接受委員會詢問之前沒有征求父母的意見，但應選擇麗莎容易接受且不至引起其抵觸心理的方式。
同樣，學校的管教方式也必須切實地符合青少年的自我意識。例如，學校行政人員可以向麗莎表示理解她的困境，並對她的撒謊行為采取更恰當的懲罰方式——比如讓她在一個學期內每周到圖書館幫忙，或連續幾個周末禁止她外出。此外，這位行政人員不僅可以幫助麗莎加強對誠實重要性的認識，還可以讓她更加理解為什麼誠實如此重要——例如，可以向她解釋謊言會使學校的管理難度增加、紀律鬆散。她不應對麗莎的不夠誠實冷嘲熱諷，而是應該鼓勵麗莎如果再次遇到類似情況，例如為了朋友的安全或遵守學校重要原則而不得不“背叛”的時候，可以找她或其他顧問談談。她應該打消麗莎的顧慮，告訴她在這種情形下校方會盡力保護她的友誼，並且行政人員或顧問會就如何在最大程度上保護這些友誼，征求她的建議。
作為成人，我們還可以從另一種意義上幫助青少年培養堅定的道德核心：我們可以和他們共同進行一項複雜的工作，即分析應該堅持什麼，以及什麼時候應該堅持。成人常常提到有必要向孩子們講述那些道德榜樣的事跡——他們為堅持原則作出了重大犧牲，提到有必要告誡孩子們不應該屈服於同伴的排斥。盡管這類講述與告誡十分重要，但堅持正義卻不那麼簡單。即便是道德觀念完全成熟的成人，在判斷是否應該堅持、何時以及如何堅持自己的觀點之時也往往並非輕而易舉——是否要與有失公平的老板或同事針鋒相對；好友虐待孩子時是否有必要冒著惹惱對方的危險指出其行為不妥；鄰居是個種族主義者或為人粗魯，我們該如何提醒對方。我們都知道在任何年齡堅持真我都非易事——這是莎士比亞著名的訓諭——盡管這一觀念十分誘人。沒有哪種萬能的道德指南針能夠幫助我們走出所有困惑的森林。僅僅是告誡孩子要堅持真我不僅隱藏了事情的複雜性——因為這樣做使人認為堅持真我隻是勇氣問題，而非認真考慮與智慧的結果——而且還剝奪了孩子獲得成人指導的可能性。
作為父母，如果我們能夠與孩子進行以下討論，那麼在孩子眼中我們將顯得更加真實且更具價值：例如具體討論如何平衡自己與他人的需求；哪些代價是值得付出的；何時要堅持良知，何時要適應他人對公平的感覺或順應現實；如何判斷自己的性格傾向是否正確，以及是否過於擔心受到他人排斥。如果我們尊重孩子的思想、理解他們對這些情形的觀點，並將自己的價值觀念和智慧與孩子的經曆和世界相結合，那麼我們與他們的談話便能發揮最佳效果，我們亦能獲得最大程度的尊重與信任。這尤其有助於我們理解日常生活中主宰孩子內心世界與外界交往的社會動力與規範——例如，理解某些幫派的強大力量，以及被排斥在外的影響。這樣我們就能夠幫助青少年解決他們關心的問題——這正是贏得他們尊敬的有效方式。學校行政人員勞拉·羅傑斯（LauraROgers）說，青少年可能完全喪失對同伴的判斷力——尤其是可能低估或高估受到排斥的可能性——成人若能理解這點，便可幫助他們從旁觀者的角度培養更現實更成熟的洞察力來處理與同伴的關係。正是這種指導、換位思考（PersPecTive_Taking）與堅持的巧妙結合有效培養了道德獨立中最重要的自我品質。這不僅是建立與某個孩子的真正聯係，還是了解孩子對自身經曆看法的一種能力，對高標準的堅持，對孩子世界的理解——盡管這對任何成人都絕非易事。
幫助孩子克服同伴的壓力還需要另一種來自成人的指導：成人必須讓孩子一起製定超越同伴認可或排斥、超越自我的原則與道德信念。因為正是這些信念使得青少年不再容易為同伴所影響，也正是這些信念將成為孩子成年之後道德特性的基礎與自我的基岩。
許多偉大的戲劇講述了十幾歲的孩子或年輕人如何擺脫他人的低標準並培養了以上原則。20世紀50年代的一部電影《碼頭風雲》（Onthe Waterfront）中，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扮演的特裏·馬洛伊（TerryMallOy）天真地加入了一個流氓團夥，而在許多方麵他還隻是個孩子。在當地牧師的幫助下，他獲得了對正義感的認識，一種對社區負責的道德規範，遠遠超越了原先街頭狗咬狗的道德觀念。特裏出庭指證團夥的罪行——他的“背叛”行為令人尊敬，而在這種新的道德規範的基礎上，在這一高尚行為的基礎上，一種完全嶄新的生活開始了——他找到了始終困擾自己的問題的答案，即自己究竟算不算個“人物”。
從很多方麵來看，特裏·馬洛伊的轉變都有些奇怪。因為在美國的非宗教社區，我們似乎已經不再認為生活可以根據內心深處的原則與承諾進行安排，展現其意義及方式。軍隊征兵也不再以錘煉性格或追求理想為口號，而是承諾將有機會“完全展現自我”。心理學家威廉·戴蒙（William DamOn）指出，過去相信自己指的是相信自己的原則，而現在指的是相信並提升內心欲望。我們往往尋求的是自我滿足，而不是某個目標，後者將使自我這個觀念顯得陳舊過時。如今很少有兒童或年輕人僅僅因為某個人具有道德觀念就認為他是個“人物”。
但將注意力轉移到自我需求上時，我們就讓孩子陷入了令人憂慮的困境。我們要求孩子堅持自我，而自我本身卻不足以讓孩子為之付出。成人不應隻關注同伴產生的壓力可能導致的危險，還應該自問是否正在幫助孩子尋找值得為之犧牲且超越自我的目標與承諾。這並不是指某種具體的東西。這種目標可能是個更寬泛的概念——如果她對學校有著更強的歸屬感；如果她懷有一個值得為之犧牲的理想，例如結束不公正行為的承諾；如果她懷有照顧他人或為他人負責的宗教信仰；或是僅僅懷有出自內心友好、寬容、利他的願望，麗莎對教務主任的諷刺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反應。以上任何一點或幾點的結合就可以使孩子具有足夠的自我意識以擺脫同伴的影響，或許關鍵時刻就不會再盲目追求受人歡迎，而是會堅定立場。而這一能力對孩子的道德觀念與心理健康都同樣關鍵。
誠然，上述這一切並非輕而易舉，但可以真正幫助許多孩子成長為堅強誠實的人，因為它確定了責任所在：這責任不僅僅應該由孩子或其同伴承擔，更是作為父母、教師及導師的我們都需要麵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