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是幹嗎的？
中國好文章
作者：王開林
兩年前，北大錢理群先生在“《理想大學》專題研討會”上語驚四座：“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製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汙吏危害更大。”
細味其言，當代中國教育已不再培養那些能將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實現無縫對接的人才，大學已墮落為“官僚養成所”和“職員培訓機構”，甚至蛻變為“狼族的淵藪”和“贏利的產業”，這令人不寒而栗。
1918年，蔡元培先生在開學演說詞中闡述道：“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場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場所。學者尤當有研究學問之興趣，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同年，他在《〈北京大學月刊〉發刊詞》中進一步闡明自己的觀點：“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之資格而已也，實以是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研究者也，非徒輸入歐化，而必於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
蔡元培先生主張“兼容並包”，崇尚“思想自由”，他認為教育者的使命是要使受教育者“走出奴化狀態”，萬不可將思想者當成有問題有缺陷的神經病而加以扼殺。20世紀30年代初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發表過一個為人稱道的著名論斷：“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抗戰勝利後，西南聯大無疾而終，清華大學重歸舊址，梅貽琦先生在《校友通訊》中再次強調：“縱使新舊院係設備尚多欠缺，而師資必須蔚然可觀，則他日校友重返故園時，勿徒注視大樹又高幾許，大樓又添幾座，應致其仰慕於吾校大師又添幾人，此大學之所以為大學，而吾清華最應致力者也。”
現在來看，蔡先生和梅先生的教育精神不僅沒有過時，沒有落伍，反倒像明鏡一樣照現國內大學教育的一角。大學擁有敞亮的教學大樓，擁有先進的科研設備，卻唯獨缺少大師，匱乏通才。錢學森的“世紀之問”令人冷汗浹背。
三十年來，中國的大學不斷擴大規模，魚越來越多，水越來越渾。某些主宰教育命脈的人，若不是將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丟棄到爪哇國去，以培養工具和奴才為能事，就是兩眼炯炯如餓虎，隻盯緊利益、權位，為此竭力打拚，狠心折騰。某些教授越教越餿，某些博導一駁就倒，個別院士甚至掩耳盜鈴，剽竊國外的科研成果，冒稱原創和獨創。近年，在國內媒體上，充斥著高校的各類醜聞，這就說明中國的高等教育已在退化和劣化的泥途中越滑越遠，竟有點刹不住車。
五年前，哈佛大學校長德魯·福斯特女士在就職典禮上說過這樣一番話，其大學教育觀令人耳目一新：“一所大學，既要回頭看，也要向前看，看的方法必須——也應該——與大眾當下所關心或是所要求的相對立。大學必須對永恒作出承諾。”她高屋建瓴，描繪的是世界一流大學的精神：反抗功利，拒絕媚俗，拆除樊籬，崇尚創新。我們離這樣的大學還有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