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成年後的坎坷，更非在下一隻禿筆所能記敘。簡而言之，是父母逼婚，逃婚後又被男方追上，同居後又遭離棄。懷著身孕，生活無著，登報向社會求援。先是得到地下黨員舒群的救助，後又與蕭軍結為伉儷，在上海得到魯迅的關愛幫助，自費替他們二人出版了《生死場》與《八月的鄉村》，一炮打紅。可是後來又發生了感情外遇，蕭軍蕭紅各自另有所愛，結果是蕭紅跟了端木蕻良。幾經輾轉，在日軍炮火下的香港，蕭紅竟因醫療不當而撒手人寰。
魯迅逝世時蕭紅因隻身在日本而不能扶棺，這是蕭紅心頭的痛中之痛。年長蕭紅三十一歲的魯迅，無疑讓她有一種找到父愛的感覺。兩人見麵前的通信過程中，就因為魯迅使用了“女士”這一稱呼而遭致她“直率地、孩子氣地‘抗議’”。而終於跟魯迅見了麵的蕭紅，卻沒有料到“年僅五十三歲的魯迅先生會是如此的衰弱和蒼老”。她竟又給魯迅寫信，“直率地表達了自己的感慨，倒是魯迅先生反過來安慰她，說‘這是自然的法則，無可如何’”，同時“推心置腹地講述了在中國做人的艱難”。對於初到上海的二蕭，魯迅特別地關心他們，生怕他們因人地生疏而上當受騙，還特地做東設飯局把他們介紹給了茅盾、聶紺弩夫婦和葉紫。這桌飯也讓我看出當年魯迅究竟信得過誰。
這次閱讀中我還留心注意到兩個細節，頗有些耐人尋味。一是從許廣平的回憶中了解到這樣一個情節：“八一三”戰事爆發後，許廣平原本留了一對日本人鹿地夫婦在家中翻譯《魯迅全集》，竟遭謠言攻擊說她家裏是容留二三十人的一個機關，迫使她不得不把鹿地夫婦送入旅社。當時沒有其他中國人敢與這樣的日本友人聯係，唯有二蕭還去聯絡，使得鹿地夫婦的生活方便許多。許廣平的文字裏是這樣記載的：“蕭紅先生是置之度外的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之外的正義感彌漫著她的心頭，在這裏我們看到她卻並不軟弱，而益見其堅毅不拔，是極端發揚中國固有道德，為朋友急難的彌足珍貴的精神。”
二是她最後一篇小說《小城三月》成為她唯一美化自己家庭的作品。“過去一貫鄙視、害怕並且深惡痛絕的人物”，“卻被蕭紅例外地罩上了一層相當富有人情味的光彩”。據傳記作者分析，這是由於“她在香港的生活已經使她體驗到了絕望與悲慘，那麼她就十分留戀地回憶起了自己的青春”，“以往認為十分可憎的人物，也變得有點可愛了”。
蕭紅在臨終的日子裏曾得到過柳亞子先生和周鯨文的經濟資助。而周鯨文後來在《憶蕭紅》一文中說起的故事應當更令人唏噓。蕭紅本來葬於香港，後來竟因經濟開發而迫遷。周在文中忿忿然地寫道：“日本侵略者當年占據香港尚容得了以抗日成名的女作家埋葬在遊覽區淺水灣麗都花園；而以西方文明自詡，天天主張以民主自由為立國之本的英國財閥卻不容為民主自由奮鬥一生的蕭紅死後埋在地下占它數尺之地。”
回頭又要說到我心中關於蕭紅為何走紅的好奇。就連傳記作者肖鳳也提到當年有人曾對她說：“蕭紅的作品裏常常出現語法修辭方麵的錯誤，不值得這樣研究。”今天看來，眾多複雜的因素造成了蕭紅的文名。抗日的時事大前提和魯迅的鼎力推薦對她的成名無疑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個人生活感情經曆上的坎坷複雜、撲朔迷離，又增添了後人研究了解的興趣，《呼蘭河傳》所留下的美，更增加了女性文學的厚重地位。值得玩味的是，她在上世紀末的第二次走紅，其中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因為她體現出來的現代性，這既反映在語言上，也表現在個性裏。我甚至懷疑當年被人發現的所謂語法修辭錯誤都有一部分剛好為現代所接受甚至崇拜。而她在個性尤其是兩性關係上的超前意識和果敢行動更是得到了新一輩的認同和激賞。那麼，當年魯迅推薦她的時候有沒有看到這一點呢？希望有考據癖者為我們提供佐證。
當我合掌閉目參悟自己心目中那由來已久的疑問時，忽然迸發出的感悟是，她之所以能創建並再建其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最重要的恐怕還是她那活生生的人，她的人生、人格與個性，發出了燦爛的光輝。也正是這一點讓她有別於其他投身革命的女作家。除去為國為民的英勇慷慨以外，還保留了一份天然風骨。始終存留著對個性自我的堅持，才恰恰維護了大寫的人的尊嚴。
從根本上說，她的人生不是為了寫字而度過的，文字並非她生命的終極意義。在她身後留下的鉛印的字中我們或許仍可以找得到粗糙的痕跡，而在她所留下的大寫的人的背影上，我們看到的滿目多是雄壯之美。蕭蕭落葉，滿山遍紅。
（選自《地老天荒讀書閑》/朱小棣 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