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買了不少清人墨跡，扇麵、條幅、楹聯，有心收齊戊戌六君子的墨跡，已經有了若幹件。他指著壁上鄧石如行書“海為龍世界，天是鶴家鄉”五言聯告訴我，這副對聯曾在毛主席那裏掛了一些日子。
在實行低工資年代，家英以有限的工資和稿費收購清儒墨跡，不遺餘力，不僅裝裱，還要外加布套布函。他樂嗬嗬地告訴我：“我兒子說爸爸的錢都買了大字報。董邊（夫人）也說我把布票都花了。”
家英在十幾年中收集的藏品約五百家一千五百件。一九八九年北京出版的《書法叢刊》以專號介紹“小莽蒼蒼齋”藏品，可見一斑。家英說，所有這些將來都要歸公，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早就盯上了，說都要收去。我想，家英早已有此打算。
一九六二年，我想辦一個大型文摘刊物。家英看到我試編的《新華文萃》樣本，要了一本。我說上麵沒有批準出版。他說：“我帶回去放在主席桌上，他也許有興趣翻翻。”這樁事，我一直提心吊膽，怕批評我繞過了中宣部，家英好像不在意。我想他是讚成辦這樣一個刊物的，否則他不會送給毛主席看。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出版《新華文摘》，我的這一願望才實現，而家英棄世已經十四年，我不能送這本刊物給他了。
最後一次見到家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那時喪鍾已響，山雨欲來，黑雲壓城。我在王府井新華書店唱片門市部，遇到家英和逄先知秘書。我是去搶購“四舊”粵劇《關漢卿》、評彈開篇等唱片。過了幾天消息傳來，家英麵對“四人幫”的迫害，用自己的手結束了生命，終年四十四歲。
後來讀了逄先知送我的《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一書，方了解家英何以自盡。他在整理毛澤東的講話時，刪去了有關《海瑞罷官》的一段話，關鋒告密於“四人幫”，受到王力、戚本禹的迫害，乃不惜以死抗爭。
由此我回憶起大約一九六四年或一九六五年去家英處，閑談中扯到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一文，家英很生氣告訴我，在他手下工作的戚本禹，把一封群眾來信擅自轉給了地方有關組織，會使寫信人遭受打擊報複，違反了有關的規定。家英把此事交給黨小組，用他的話，“要幫助戚本禹認識錯誤”。他怎麼會想到，就是這個小爬蟲後來充當“四人幫”的殺手，把他逼上死路。家英心裏明白，早晚有一天要搬出中南海，他非常了解毛澤東。令人悲哀的是，家英不是活著走出中南海！
我寫這篇小文，除了懷念家英，同時想回答一個問題，廣州《書刊報》“書寫人生”征文啟事說：“漫漫人生路，書可能是你的精神食糧，希望愛書的朋友寫下最深刻的一點體會。”
我想了一下，我的體會是什麼呢？能不能說，讀書也是做人的權利：認識世界之權，調查研究之權，知己知彼之權，無聖人凡人之分。
家英身居高位，我不羨慕，卻羨慕他買書方便，讀書自由。一九六四年，我奉命組織班子編《蔣介石全集》，在這方麵曾經有過一點小小的方便。現在卸磨養老，買不起書，海外書友偶有寄贈，有一部分被郵檢沒收了，大概怕我沾染毒菌或者營養過剩，有礙健康吧。如果家英還在，知道了會怎麼想？
家英說自己“十年京兆一書生，愛書愛字不愛名”。畢生追求光明，竟為黑暗所吞噬。有人說家英書生氣太重。在我看來，書生氣比鄉願，比八麵玲瓏可貴。
忘不了愈之先生
知道胡愈之先生名字，我還是個小學生。
一九三七年初春，我在鎮江五三圖書館借到一本創刊號《月報》。圖書館有位詩人完常白先生，對我很照顧，允許我把這本新到的雜誌借回家看三天。
《月報》是本綜合性文摘刊物，每期厚達二百五十頁，打開目錄，就放不下手。在一本雜誌裏，會有這麼多篇文章，有一百多個題目，各門各類都有，分政治、經濟、社會、學術、文藝五大欄。
創刊號政治欄有金仲華、胡適、錢俊瑞、顧頡剛的《一九三七年的展望》，楊傑的《現代的戰爭論》，長江的《百靈廟戰役之經過及其教訓》，蔣方震的《西安事變目擊談》，馮玉祥、馬占山訪問記，《西班牙的戰爭與和平》，《蘇聯的新政》等文。經濟欄有《一九三七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展望》，《一年來的走私與緝私》（當時日本在華北大規模走私），《中國財政的新階段》等文。社會欄有《蘇聯的工人》，《日本國民性之考察》，《廣州的“盲妹”》，有關英王愛德華與辛博生夫人婚案、賽金花之一生的評述。學術欄有《什麼是現代化》，《一年來的科學進步》，《新史學》，《月球漫遊記》等文。文藝欄最豐富，有蘆焚、蔣牧良、端木蕻良的小說，朱自清的遊記，夏衍的劇本，景宋、許壽裳的回憶魯迅，以及郭沫若、周作人、朱光潛的近作，還有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