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有人及時將西泠印社的緣起告訴了盛宣懷。盛宣懷感佩西泠印社傳承文脈的義舉，不但撤訴，還慷慨捐獻地產，西泠印社因禍得福。“創社四英”投桃報李，邀請盛宣懷為西泠印社的社員。一樁風波，成就了一段印壇佳話。當年，西泠印社將33位同仁題名用隸書刻寫於碑石之上，並出台《西泠印社成立啟》、《社約》，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學”為宗旨，印社聲名日顯。
創社以來，從建屋修亭，到疏浚泉眼，所需款項，一分一毫都來之不易。最初的資金由“創社四英”合捐，吳隱捐了490元大洋，丁仁252元，葉銘186元，王禔162元。當時丁家已家道中落，靠出售祖上藏書貼補家用。為開拓財源，西泠印社創始人設立了兩種形式的社員：一是基本社員，需在金石、篆刻或字畫方麵有一定成就，另一種是讚助社員，能夠為印社的發展出錢出物。社會各界人士的扶持，最終成就了西泠印社。如“小盤穀”是西泠印社摩崖石刻最集中的地方，其主人原為湖南人士李輔耀。清末，李輔耀卸任回歸故裏，他將小盤穀捐贈給西泠印社。
吳昌碩首任社長，印壇盟主氣象顯現
1913年春，規模相對完備的西泠印社，仿王羲之蘭亭雅集逸事，於孤山召開了第一次社員雅集大會，並推舉金石書畫大家吳昌碩為首任社長。多年以後，有人還拿此事開玩笑問王禔，“幾位先生辛辛苦苦創辦了西泠印社卻不肯當社長，一定要請別人嗎？”王禔笑答：“我們創辦印社，並不是想當社長啊。”
吳昌碩時年已近古稀，他出任社長後，西泠印社更有了印壇盟主的氣象。社員成倍增加，均為精擅篆刻、書畫、鑒賞、考古等方麵的專家，包括李叔同、黃賓虹、潘天壽、傅抱石及日本篆刻家河井仙郎、長尾甲等。延請大師擔任社長，從此成為印社傳統。西泠印社的社長不過問具體社務，也不需常來杭州，其名人效應和號召力，卻足以影響業界，一呼百應。
吳昌碩在社長任上做成一件大事，令西泠印社一舉成名，這就是搶救“漢三老諱字忌日碑”。鹹豐年間，浙江餘姚客星山出土了一塊石碑。經考證，這是一塊東漢早年（公元52年）石碑，記載了一個漢朝人三世祖先的生辰、忌日及名諱，因此簡稱為“漢三老碑”。根據字體筆法、架構，石碑為隸書向楷書過渡提供了很好的物證，遂有“浙東第一石”之譽。
石碑出土，曆經戰亂，輾轉來到上海。1921年，日本人欲以重金購得運往國外。吳昌碩、丁仁得知消息後非常著急，立即以西泠印社名義發動緊急募捐，60多位書畫家參加義賣。清末民初著名金石家羅振玉聞知此事，也捐出了自己珍藏日久的“齊桓公吳王畫像石刻”。最後，西泠印社終於用8000元銀洋將它贖回，其後又花費四千多元建漢三老石室，專門保存此碑。
“可將印社交給共產黨”
與“漢三老碑”的遭遇類似，西泠印社也曆經磨難。1928年，宋美齡在杭州巡遊至孤山時，向地方政府提議把孤山改為中山公園。聽到這個消息，丁仁給遠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馬衡寫信，商量解決辦法。
馬衡正參與成立“全國古物保護委員會”，恰巧1929年杭州將舉辦第一屆西湖博覽會，西泠印社、俞樓、廣化寺等處被辟為衛生館，曆時半年之久。西湖博覽會結束後，西泠印社立即掛起“全國古物保護委員會浙江分會”的牌子。誰也不清楚這塊招牌是什麼來頭，可唬人還挺管用。後經多方交涉，西泠印社仍保留地盤，再次避免了被吞並的命運。
1937年，抗日戰爭全麵爆發，西泠印社卷入炮火的血雨腥風，之前的臨湖聽雨、把酒傾談，轉眼變成雲煙。
12月24日，杭州淪陷。由於創始人吳隱和社長吳昌碩此前均已去世，西泠印社日常事務的主持者丁仁、王禔、葉銘相繼離開杭州，避難上海，印社同仁一時星散。臨走之前，他們做出一個決定：三人每月湊齊一筆費用，托人帶到杭州孤山，作為印社留守人員葉秋生的生活費，請他務必照管好孤山社址。
與此同時，印社上下全力搶救文物，保存中華文化火種。丁仁讓兒子從杭州趕赴上海，冒著炮火，繞過封鎖，搶出大部分“西泠八家”的印章，而祖傳“八千卷樓”藏書最終毀於戰火。
1946年，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出任西泠印社第二任社長。1947年重陽日，因戰事而錯過的西泠印社成立四十周年紀念雅集在孤山舉行。西泠印社數十名社員劫後相逢，恍如隔世。雖曆經8年戰火，社址除了寶印山房失火被毀以外，印社全貌基本無恙。丁仁、王禔見此光景，睹物思情，特地走到一中年男子麵前，那男子正忙著替大家斟茶倒水。兩人鄭重作揖：“秋生，你辛苦了！”正是葉秋生及其全家19口人，抗戰期間一直守護著印社。
1948年，81歲的印社創始人葉銘去世。一年後，另一位創始人丁仁也去世了。清明節那天，丁仁抱病由滬來杭，參加印社的春季雅集。這是他最後一次來到西泠印社。活動結束後，還沒來得及回到家中，丁仁就被送往醫院。王禔趕去看他，丁仁緊握住他的手：“龍華已經有炮聲，我們創社的四個人，到如今印社的重擔要由你一人承擔了。解放以後，你可將印社交給共產黨。”王禔泫然淚下。這一年7月12日，丁仁去世，享年71歲。
“文革”時期被打成黑窩
1951年夏，王禔和吳隱之子聯名給在杭州的印社社員寫信，請代為捐獻西泠印社。所有的賬本、財產、契約、文物全部捐給政府。他們隻有一個要求：保留“西泠印社”的名稱。9月，杭州市人民政府批準同意接收，西泠印社的社團性質完成了由私而公的根本轉變。
此後十年，西泠印社一度沉寂。1959年，西泠印社歸杭州市文化局主管，同年9月，杭州市文化局以西泠印社為基礎，成立浙江最大的藝術品商店——杭州書畫社，專營古今書畫名家真跡和複製品。期間恢複西泠印社的呼聲不斷，西泠印社籌備辦公室也成立了。
1962年4月，社員張魯庵病逝。西泠印社籌備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趕赴上海，爭取到張魯庵家屬的支持，接收了他的全部捐贈。在其捐贈的1525方曆代印章中，秦漢時期的銅印就有305方，世所罕見，另有明清流派印1220方。捐贈的433部印譜中，不少是孤本或善本，有人估計價值億元人民幣，其文化曆史價值，顯然已難以用金錢來衡量。社員捐贈日後成西泠印社社藏文物的重要來源，這使得藏品總量突破萬件，數以百計為國家一級文物。社員葛昌楹捐贈的明清刻印大家印章，如文彭“琴罷倚鬆玩鶴”，何震“聽鸝深處”，鄧石如“江流有聲斷岸千尺”等，均為印林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