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通緝”，究竟是怎麼回事？黃萍蓀在1948年6月出版的《子曰叢刊》第2輯發表有以“歇翁”為名寫的《魯迅與“浙江黨部”之一重公案》，他說：“為了通緝這件事，特往信上的所謂浙江黨部去找熟朋友打聽究竟，據說並無此案，不知魯迅從何聽來，要我寫信反詰，部中高級人員並向我負責擔保，魯迅如果不信，可以請他到杭州來，看有沒有人找他的麻煩。”魯迅逝世後黃萍蓀也在“回憶”文章中說他曾專赴上海到內山書店探個究竟，魯迅回答他說：“通緝”一事“是朋友轉述的，不過照當時的情形，推想決非捕風捉影之談，但事已過去可不提了。”黃萍蓀與魯迅的交談（並賞其飯），今已無從查知真偽。黃萍蓀還記錄魯迅當時還說：“當一個人穿衣、吃飯、說話、行路、交朋友都感到不自由的時候，連狗都會不舒服起來，想著往牆上跳出去的，莫說人。不過那一年的事（這似是說“大同盟”一案，但從下麵的談話內容則又似指“民權保障同盟”。筆者注），在我是拗不過友人之請而才參加的，某夫人（即宋慶齡。筆者注）主動，楊某某（即楊杏佛。筆者注）執實，而楊與蔡元培的關係是人所共知的。楊在中間，當然不會讓蔡置身局外，我和蔡是同鄉同事又兼世交，經蔡力邀，就這樣拉拉扯扯的給擺上了一份，在我則無所謂，在惹不得者以為了不起，仿佛有十萬大兵埋伏其間似的，你想可笑不可笑。”
魯迅等因參加“自由運動大同盟”而被“通緝”一案，因迄未發現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呈請”和國民黨中央批準“通緝”的文件，尚無法定讞，而黃萍蓀在文章中借國民黨浙江省黨部人員之口謂其“子虛烏有”，看來這樁謎案還有待於有關檔案的繼續發掘。不過，從黃萍蓀後來的回憶文章（《“禹域多飛將”落戶扶桑之謎》）中，他似乎又傾向於承認有過“通緝”了，所謂自己發表魯迅詩時的“顧慮”：“‘通緝’的舊案未銷，刊登其手跡，‘為敵張目’之禍必難僥免”，等等，當然，那是黃萍蓀劫後餘生在晚年所寫的回憶文章了。據其自雲：1954年6月，他因“反革命”案被捕，經過“長達二十年的胥靡衣赭和強迫戴帽‘留隊就業’的生活”，則其恢複自由當在七十年代，又於1982年獲得“撤判平反”。
黃萍蓀晚年為文，以“不得不說的話”為由，對當年魯迅斥責他“伏許、葉嗾使”辦小報而醜詆魯迅以獲賞金的短劄痛心疾首，並謂之“莫須有”。他質問道：“魯迅是唯物辯證主義者，始而聞青蠅之嗡嗡，生氣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青蠅之伎倆除嗡嗡外，‘雙’與‘贓’兩缺，（他要求“捉奸捉雙，捉賊捉贓”。筆者注）例如葉、許嗾辦的小報以何名？‘每月約詆兩次’的文以何題？口說不算，更須有實物為證，這叫‘人贓並獲’。”另據徐重慶《關於〈關於許紹棣葉溯中黃萍蓀〉》一文，黃萍蓀以為：“月旦人物，誠匪易易，我隻能借用太史公《仲尼弟子列傳》後語：‘以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弟於迅翁亦然，取譽毀參半論之。當然，這樣的態度在譽者視之，定為‘大不敬’是無可非議的。那篇引而未發之文，臆度之缺乏‘罪證’為主因。一是指不出許、葉所辦之刊的刊名；二是詬其之文以何為題，有道是‘捉賊捉贓，捉奸捉雙’，賊與雙莫得而致，緣是網開一麵，‘刀下留人’了。這不怪迅翁，怪青蠅之無能製造偽證耳。經過如此，兄可思之過半矣。此類隔年黃曆，無須再撥死灰，使之複燃，要知打草驚蛇，不必，不必！”（徐重慶《文苑散葉》）
黃萍蓀後來的編輯和寫作
黃萍蓀抗戰時避居於浙江金華，擔任《東南日報》駐滬記者，再後赴福建任《東南日報》南平版特派員、“陣中出版社”社長，此外還擔任過教育廳秘書、省府參議等，並創辦有“新陣地圖書社”和《新陣地》旬刊，編辦有《陣中日報》、《龍鳳》雙月刊等，編輯有《蔣百裏先生文選》等。抗戰勝利後，黃萍蓀任《東南日報》上海版特派員，1947年創辦“子曰出版社”，主編《子曰》雙月刊。
新中國成立之初，黃萍蓀以極大的編輯敏感力，相繼編輯出版有《四十年來之北京》、《北京史話》等書籍，當時正是新中國將首都設於北京，這兩本書於是風光一時，極為暢銷。但不久，因《史話》一書收有植物學家胡先驌先生寫的《庚子賠款和中國科學人材之興起》一文，文章被讀者批評有“崇美”思想，當時擔任上海軍管會新聞出版處處長的張春橋遂下一令，將該書毀版、查禁（筆者收藏有一冊），並吊銷了“子曰出版社”的營業執照。1952年，黃萍蓀通過趙樸初、周而複的介紹，由華東局統戰部保送至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
1954年6月，在“肅反”運動前夕，黃萍蓀以“反革命”罪被捕，後被上海軍管會軍法處判處有期徒刑四年，押至安徽農場勞改。刑滿時，黃萍蓀又因“無理申訴”被加判五年，至1963年刑滿，遂就近在農場就業。1982年6月，上海高級人民法院受理並裁定黃萍蓀的申訴，撤銷了當年對他的原判，並由盧灣區法院審理宣告其無罪。此後，黃萍蓀隨子女居住於浙江衢州、杭州。1990年，他被聘為浙江省文史館館員。
黃萍蓀恢複自由後，很快也恢複了寫作的衝動和幹勁，他先後寫有《風雨茅廬外紀》（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出版）、《從貴公子到苦行僧——李叔同傳》以及文集《前輩風流》（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等。《外紀》一書（亦稱《記風雨茅廬》），柯靈先生曾許為“材料實在，鑿鑿有據，也沒有什麼賣弄玄虛的跡象，讀來感到翔實可信。人之相交，各有因緣，名士偉人，也不例外。如確曾親炙者，不論深淺，隻要不是誌在自炫，自可各以所知，本著誠實謹嚴，忠於曆史，忠於自我的精神，為一得之貢。”（《關於〈記風雨茅廬〉——答黃萍蓀》）在筆者看來，這似也應是評判黃萍蓀其人的一個標準。
（選自《中華讀書報》2010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