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雖未給《越風》寫稿，這刊物雖說“讚助人”中亦多係浙江（也是民國）的政要和名流之選，然而談文說史，若說它是“替蔣介石方麵賣力的”，也著實勉強得很，而魯迅殊不屑之的“叭兒”而“談忠烈遺聞，名流逸事”（多係有關明末忠勇、辛亥革命的故實），當是因憤恨這一刊物背後的人物——所謂“文化劊子手”儕輩而帶出的，在魯迅看來，在他根本瞧不上的故鄉和人物——“報仇雪恥之鄉”另一麵還有南宋遺風的小家子氣，如“浙江之不能容納人才”等，以及“暴發戶子弟”“賤相未脫而遽大擺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邇哉”等，卻居然會有一本“談忠烈”的雜誌，豈非滑天下之大稽？至於說到魯迅的《無題》，詩的蘊意究竟如何？後來此詩的解家蜂起，說法不一，或謂魯迅以此抗議國民黨空軍濫炸“蘇區”（當時魯迅常看的《大晚報》刊登有轟炸廣西瑤洞的報道），所謂“禹域多飛將”雲雲；“逸民”則當指被草菅人命的“蟻民”；末二句則用賈島“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的意境，抒發喟歎，又取其反意：一杯濁酒（“玄酒”），為“皇仁”浩蕩歡呼則個。聯係當時魯迅為黃萍蓀題字前後所作的《王化》、《天上地下》等（收入《偽自由書》），是魯迅閱讀《大晚報》、《申報》後慨然於國民黨飛機濫炸廣西瑤民地區以及南昌“剿共”前線的“蘇區”，以及日本飛機轟炸河北前線，所謂“炸進去”和“炸進來”而發泄的怒氣——“攘外必先安內”的“傑作”，魯迅不禁為這“皇仁”舉杯：“嗚呼，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逖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王化》）在魯迅，這是皮裏陽秋，國民黨的新聞檢查處卻嗅出了其中含沙射影的味道，於是《王化》被禁刊和被抽去，魯迅後來將之收入文集時寫道：“幸而既非瑤民，又居租界，得免國貨的飛機來‘下蛋’，然而‘勿要嘩啦嘩啦’卻是一律的，所以連‘歡呼’也不許，——然則惟有一聲不響，裝死救國而已”了。黃萍蓀後來寫有《“禹將多飛將”落戶扶桑之跡》，述及當年他得到魯迅手跡後，鬱達夫、錢家治（杭州人，錢學森的父親，曾與魯迅有“四同”的關係：“同遊扶桑，同立章門【太炎】，歸國後同執教於兩浙師範學校，繼複同事於北府教育部。”）在觀賞時發表看法，似也可以窺出魯迅贈此詩於黃萍蓀的良苦用心。鬱達夫事後回憶：魯迅曾仔細詢問過索字人——黃萍蓀的情況，當時黃自稱是《東南日報》的青年記者，因此“魯迅知道你的報是黨報，故將此絕寫上”；“老實說，魯迅此絕（絕句）對浙江的黨老爺們是一個極尖銳的諷刺——鋒利的匕首。”鬱達夫還以為黃萍蓀將之裱後是否懸掛，當須“慎重”：“其事雖與你無涉，但列其門者，一旦懸之，給帶上一頂‘為敵張目’的帽子，就難保反省院不虛席以待了。”果然，黃萍蓀懸掛了這首五絕詩，正好他的表伯兼蒙師的錢家治過訪，錢得見此“絕”，恍然魯迅由舊事帶出的詩意，即此前國民黨浙江省黨部“通緝”魯迅的舊案（當時黃萍蓀由錢家治介紹在浙江圖書館工作），錢家治解詩雲：“飛將”或指蝗蟲，“飛蝗來時翳天遮日，專食糧漿，為人類大敵！禹域中年，黨政為虐，民苦久矣！把此輩比作專食糧漿的飛蝗，未嚐不可。‘夜邀潭底之影’，舉起已凝成黑色的民之脂膏——玄酒！玄酒，《史記》中說是白水，但這裏亦不妨作黑色解。為飛蝗的上層謳頌，矛頭明顯指向黨報。至於頸聯的‘蝸廬’、‘逸民’，也可能作者自況？”於是，錢家治勸黃萍蓀不如收起此“絕”，所謂“當思找一吃飯之地不易，犯不著栽這風雅筋鬥！更不能輕視黨老爺們都不懂，詩，須知王孚老懂得的不比魯迅少，他能把這二十個字的涵義看到骨髓裏去。”
“王孚老”，即王孚川，清末留日學生監督、同盟會會員、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監督，當時是國民黨浙江省黨部監察委員會的“馬首”。
“通緝”謎案和魯迅短劄
由魯迅的《無題》又牽扯到當年對魯迅的“通緝”案，應該說這是一個尚未定讞的謎案。即1930年2月“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魯迅由馮雪峰介紹加入，不久他就被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呈請南京政府予以“通緝”，罪名曰“墮落文人”（一說“反動文人”），魯迅摯友的許壽裳後來回憶說：“那時，浙江省黨部有某氏主持其事，別有用意，所謂‘罪名’、‘理由’，都是表麵文章，其真因則遠在編輯刊物。當魯迅初到上海，主編《語絲》的時候，有署名某某的青年，投稿揭發他的大學的黑幕，意在促使反省，魯迅就把它登出來了。這反響可真大，原來某氏是該大學畢業生，挾嫌於心，為時已久，今既有‘自由大同盟’可作題目，借故追因，呈請通緝，而且批準。魯迅曾把這事的經過詳細地對我說過：‘自由大同盟並不是由我發起，當初隻是請我去演說。按時前往，則來賓簽名者已有一人（記得是鬱達夫君），演說次序是我第一，鬱第二，我待鬱講完，便先告歸。後來聞當場有人提議要有甚麼組織，凡今天到會者均作為發起人，迨次日報上發表，則變成我第一名了’。魯迅又說：‘浙江省黨部頗有我的熟人，他們倘來問我一聲，我可以告知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麼我用硬功對付，決不聲明，就算由我發起好了。’”（《亡友魯迅印象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