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我在下午提前回集體宿舍。走進房間，班上團支書李某正在我的上鋪搜查她腦子裏的、推測中的“反動日記”這類東西。我突然回屋，出乎她的意料，她麵孔刷地一下紅了，說：
“我是在檢查你的鋪位有沒有臭蟲！”
從這一刻起，我發覺被監視了！當然，不止是我一個陷入了這樣的處境。當年整個政治生活都處在這種極不正常的環境中。
從那天起，我開始打心眼裏憎恨集體宿舍，突然懷念起我在老家曾擁有過的那間私密性的小書房兼臥室。半夜裏，我母親常從前房走來替我蓋好被子。——隻有在後來的回憶中，我才懂得母親為我蓋好被子原來是人生的一大幸福。
1961年8月我畢業離校，去中國農業科學院報到。又是住集體宿舍，三人一間。當年因為全國在挨餓，換來的是政治氣氛比較寬鬆，同屋的人際關係也不那麼緊張，火藥味不那麼濃烈。
當大家剛能吃飽，報紙上便出現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很快，火藥味便吹進了中國農業科學院集體宿舍。比如在我的書桌上便不敢明目張膽擺上《唐詩三百首》、《杜甫傳》和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而要把本《毛選》放在上麵做掩護。
有一回，單位領導找我談話，要我在業餘時間少看資產階級哲學書，多看《毛選》，這有利於思想改造。
從中我知道，這是我的同屋把我在宿舍的情況向領導一一彙報的結果。——我意識到，我在集體宿舍的一舉一動（包括讀什麼書）都被監視了起來。
有一回，我的兩個同屋都要去河北石家莊農村參加“四清”，期限是一年。得到這個信息，我特別高興，心想：這下可好了，我可以自由自在自如一年，一個人擁有一間房！機會難得，千載難逢。
兩個同屋走後的第二天，辦公室周主任找我談話：
“領導決定，要你搬到對麵403去同劉源甫同住。”
“為什麼？”我問。
“便於管理！”
43年過去了，今天我還記得“便於管理”這句話。——這四個字把極左時期集體宿舍的本質披露得一清二楚。
牧羊人的小土屋
小土屋地處遼西興城海邊，時間是1969年至1975年。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六年。
1969年7月1日，我們下放到興城幹校。一開始我在大田幹農活，也在果園除草。
果園養了一百多隻羊，目的有兩個：
1.果樹需要施羊糞有機肥；
2.每年秋天要殺十幾隻羊，改善職工生活。
一般來說，下放的“五七”戰士不願去放羊，不到十天，便吵著要回場部，派別人去接替。主要原因是怕寂寞和孤單。因為日夜見不到什麼人，隻能同羊群廝守在一起，覺得十分單調、枯燥、乏味。而且還要動手做點玉米粥。有一天，何隊長對我說：
“趙鑫珊，還是你去東頭放羊吧！”
聽後，我是滿口答應。理由有兩點：
（一）脫離革命群眾的監督。我喜歡在藍天底下、大地之上同羊群在一起。這樣，可以專心冥想我樂意去思考的事物。——“天文地文人文神文”這個大框架。
我不但不怕孤獨，反而熱愛天地間的大孤獨，根本性的孤獨。“世界哲學”需要大孤獨，需要大孤獨的氛圍；需要大孤獨來營養；需要山川寂寥、其意蕭條來滋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