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十年後，當記者在今天問到王維新，你當初真的覺得自己有罪嗎？王維新答：真的認為有罪。你不知道，那是一種類似宗教的感覺啊。
而對於薛毅，這也是他最想不通的地方，“我那時絕對想不到，會在幾十年的時間裏被打成敵人。根本想不到！”
從心裏來說，薛毅從來沒把自己當成人民的敵人。1970年，他已經在青海的地質隊待了12年，除了在一線幹活，也當過會計，管過小賣部。這時，他注意到了當時《青海日報》有一篇文章《領導班子革命化建設的根本》，說有了正確路線就有了一切。薛毅就寫了一篇《果真“有了正確的路線就有了一切”嗎？》，引經據典地反駁了它。用的是筆名：莘勁矛。
這篇文章又一次給薛毅惹了禍。《青海日報》到地質隊一了解，莘勁矛就是這個右派薛毅，這件事一直驚動到北京的地質部，又開始組織對他的批判。薛毅不服氣，不但又寫文章反駁並寄到《紅旗》雜誌，還與來整他的領導辯論。領導說，“有了正確路線就有了一切”是毛主席講的。薛毅問：毛主席在什麼場合講的？對方說：“你是什麼人呀？怎麼能告訴你啊？”——薛毅才知道，自己已經是沒資格問這句話的。“當時我是想學（中蘇論戰的）‘九評’和他們連續論辯一番的，可見當時是多麼天真啊。”他晚年這樣回憶道。
艱難的平反之路
在基層20多年，薛毅一直沒有放棄平反的希望。他曾數次要求甄別，但每次都石沉大海沒了音信。在這方麵，王維新比他更現實一些，他在安徽當地娶妻生子，靠他的外語特長，幫助農民出身的妻子學習英語，當上英語教師。在他看來，大約要一輩子生活在安徽了。但是沒想到，1978年，全中國都在為冤假錯案落實政策，要為錯劃右派改正的消息開始不脛而走。
今天我們知道，全國55萬名右派，除極少數的幾人都獲得了改正。但是在當時，他們獲得平反也並不是那麼一帆風順。1978年，中共中央公布了11號文件，當時說的是為個別、確實、完全錯了的被打成右派的人，給予平反。當薛毅向地質部提出申請，要求甄別時，地質部政治部一個幹部，盛氣淩人地對他說：“你認為你就是那個‘個別、確實、完全錯了的’嗎？”薛說：“當然是。隻有甄別，才能知道是不是錯了！”直到這時，薛毅還是被當成人民中的另類。
王維新在安徽，知道消息更晚一些。他的爭取平反之路也更艱難些。1979年，王維新決定帶著隻有幾歲的大兒子赴京上訪，妻子當時懷著第二個孩子，留在安徽。他隻帶了5塊錢，在火車上不斷被查票的轟下去，又偷偷上來，一路上靠列車員的同情，到了北京。走到北京的地質部所在的西四大街，兒子想吃餃子，他卻沒錢了，隻能買一捧花生米。在兒子哭聲中，一個年輕的解放軍軍官來到他麵前，說，有件事請你幫幫忙好不好？
王維新說，你知不知道，我是上訪的，能幫什麼？他說，你能幫。我們買餃子買多了，你幫我們吃一盤好不好？——多年後，王維新講到這裏時，仍然哽咽著講不下去。他說，他一直在後悔，沒有留下人家的名字。
1979年，王維新在北京找到了薛毅。那是他們的第一次見麵。一進門他就叫薛毅老師，薛毅才知道，這是受他株連的當年的右派之一。他們從此成為終身的朋友。
1980年，薛毅和王維新都被落實政策，宣布當年的右派為錯劃，予以改正。他們都回到了地質部，直到退休。今天，薛毅已經是白發蒼蒼的86歲老人。當被問到，因為1957年的事，遭受這麼大的磨難，有沒有後悔？
薛毅答道：“談不上後悔不後悔，我當時就是這麼想的，這就是我當時的主張啊。”
都說是性格決定命運，也許有那麼點道理？還有一件事，可以為薛毅的性格做個注腳：1998年，薛毅老兩口在美國探親時聽說國內發了大洪水。他們立即打電話要求女兒在他們的工資中各拿500元交黨費，支援災區。他們認為，這是他們份內的事，不管這個國家曾怎樣對待他們。
（選自《洞孔中的曆史》/李楊 主編/青島出版社/2011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