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還思考過這樣的問題：社會主義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共產主義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我認為各盡所能應該翻譯成各盡所長，讓每個人發揮出他的長處來。這樣才能創造出最高的價值和最好的成果。並不是隨便把你安排到哪兒，你拚命去幹，就算是各盡所能了。人應該做自己最擅長的，勞動的成果才能最高。我認為共產主義的原理應該是這樣子的。”
薛毅的老伴梁國傑對記者說：當年薛毅的書櫃裏全是滿滿的書，提到這些馬列經典哪一篇文章是怎麼說的，他倒背如流連黨史專家們也歎為觀止。憑著對馬列的鑽研，也更憑著他對共產黨的忠誠，薛毅寫下這篇文章。這樣的觀點發表出來對於他個人是沒有什麼好處的——如果真正要民主考核，他這個農民出身隻有小學文化程度的“老幹部”很可能也會失去職位。
因此，薛毅對於自己寫這篇《芻議》非常坦然。當1957年的6月，地質部開整風會讓薛毅發言時，薛毅說，我說已經給中央寫了建議了，那個文章大致是怎麼怎麼說的。後來地質部出《整風簡報》，薛毅覺得那上邊登的關於他文章的摘要不能代表他整個觀點的全貌，要求登全文，這樣，6月23日那一期《整風簡報》成了他的專刊，四個版登滿了他的文章——他萬沒想到，這份東西成了日後他“向黨瘋狂進攻”的罪證。
遭《人民日報》點名批評
1957年的6月，地質部23歲的俄文翻譯王維新一點也沒想參加運動，他隻想複習功課報考北京大學的研究生，去讀俄羅斯文學史或中國文學史。但是，經不住組織上一再動員，他還是被拖進了運動。他也看到了薛毅的那篇《芻議》，覺得這篇文章說得挺有道理，他在整風會上也說了一些別的話，比如，對民主、自由、平等的看法。他並不認識薛毅，而且，他跟薛毅一樣，對於政治運動的風向突變毫無思想準備。
“啪地大字報就貼出來了”，王維新回憶說，“機關主樓的樓梯兩邊都貼滿了，來看大字報的人多得都走不動了，我講過的話，全被人貼出來批判……”
薛毅的名字出現在1957年7月24日的《人民日報》上。那天的第二版頭條是：“地質部黨內右派分子薛毅瘋狂進攻黨的組織路線——他認為，現有的各級領導幹部都不稱職……幹部穩定提高的方針等於封建貴族的世襲製度，應該鼓勵人們升官發財自由選擇職業，應該競選部長，自由組閣，老幹部要下台，讓一般新人來作領導。”
薛毅在被拉到中山公園音樂堂批鬥了兩天以後，被定為極右分子——比右派分子的罪還要重一級。整個地質部，一共劃了右派二百多人，其中有三分之二，大約一百幾十人，都是因為同情薛毅的觀點被劃為右派，這裏也包括了王維新。
薛毅的妻子梁國傑，時任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員，在地質部把對薛毅的處理通知給北京檢察院後，梁國傑也被找出一堆右派言論，成為右派。同樣的命運也落在薛毅的弟弟薛德順身上，這位北京財貿局的幹部成了薛家的第三個右派。
右派分子是屬於“敵我矛盾”的。也就是說，他們成了和平時期的人民的敵人。對於右派分子的處理辦法當時分為六等，由重到輕依次為勞動教養、監督勞動、留用察看、撤職、降職降級、免於行政處分。全國的55萬名右派，極少有人能逃脫被勞動改造的命運。
薛毅的工資從12級降到18級，隻剩了70多元，等於原先的一半。梁國傑的工資也降了一級。薛毅先被送到湖北勞改，後來就到了青海的地質隊，一去22年。去之前，薛毅認了罪——因為不認罪，對他的處罰就不僅僅是去青海的問題，而是要開除公職，他一家老小，四個孩子，三位老人怎麼辦？
而王維新則是先去黑龍江的密山勞改三年，然後去了安徽的地質隊。他記得，剛到安徽廬江去報到時，縣裏的地質科長說，部裏來的翻譯啊，留在地質科吧。幾天後，來了一個老頭，劈頭就問：誰叫你到地質科去的？王維新趕緊說：我是右派沒改造好，有虛榮心，地質科是我自己要去的！這樣他又被下放到最艱苦的安裝隊——對於王維新而言，他已經習慣了這種被當作人下人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