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用來接替國舅宋子文的，是他的連襟，山西人孔祥熙（1880-1967）。如果說，宋子文當年是因為性格上的怯弱而成了蔣介石的“狗”，那麼，這個被稱為“哈哈孔”的票商後人則天生是一條“哈哈狗”。
孔祥熙的英文名是H. H. CONG，所以時人叫他“哈哈孔”。他常以笑麵示人，看上去庸庸碌碌，哼哼哈哈，但實際上，他一手抓權，一手抓錢，遊走於各派勢力之間，實則精明到了骨子裏。其斂財才能之高，堪稱民國第一人，因此有“無孔不入”的“美譽”。他出生在山西太穀縣一個小票商的家庭，自詡是孔子的75代裔孫，早年在基督教會的資助下赴美讀書，先後在歐柏林大學和著名的耶魯大學就學，獲經濟學碩士學位（他後來獲得歐柏林大學授予的榮譽博士頭銜，因此也被稱為“孔博士”）。1914年，他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與宋氏三姐妹中的大姐宋靄齡結為夫妻，就此攀上高枝。他有天生的經商才幹，以他的名字注冊的祥記公司長期包銷美孚石油在華北的總代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把老家山西所產鐵砂出口美國，大獲其利。秉承山西票商的傳統，他還創辦了裕華票號，並投資於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1928年3月，他被任命為工商部長。與宋子文和蔣介石若即若離的關係不同，他鐵了心死跟蔣介石。當初蔣介石向宋美齡苦追求婚，宋子文和宋慶齡曾表示反對，他則一力撮合。蔣介石被孫科等人趕下台那陣，他辭去部長職務，與之共進退，更是深得蔣介石歡心。1933年4月，他被任命為中央銀行總裁。宋子文辭職後，他旋即接任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長兩職，同時仍兼中央銀行總裁。從此，他掌握中國財政金融大權長達11年之久，也是在這期間，他讓自己成了全中國最富有的人之一。
孔祥熙對蔣介石可謂亦步亦趨。當上財政部長後，他當即改變了宋子文堅持的反日政策。1934年7月3日，國民政府突然宣布一項大大有利於日本的新稅則，一年多前被大幅調高的棉布、魚類等商品的關稅率一律下調，有的甚至還低於之前的水平。此外，國民政府還提高很多中國工業必需、主要由歐美國家提供的商品稅率，其中，原棉提高43％，金屬產品提高20％-25％，礦石類提高4％-55％，煤油提高28％。
這簡直是一個親痛仇快、臭不可聞的“狗屎政策”。中國銀行研究部在當年的報告中便直率地認定，“這種新稅率的根本目的不是發展或保護中國的工業，而是倒退到1933年之前奉行的歧視中國資本並阻撓其發展的方針上去”。在所涉及產業中，以民族資本最為集中的棉紡織業受害尤大，原棉關稅的提高造成了中國工廠的采購成本大增，而從日本進口的棉成品則關稅大降，這無疑讓中國的紡織工業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從數據上看，“九一八”之後，在洶湧的抵製日貨運動下，日本進口商品占中國總進口的比例逐年下降，到1933年已降到9.9％，可是在新稅率執行後，這一比例竟又在三年後反彈上升到了16.6％。
與宋子文竭力主張減少軍費開支不同，這也是他最讓蔣介石惱火不已的地方，孔祥熙則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提出的任何一項財政預算，原本計劃投資於經濟項目的款項被大量地挪用。台灣學者王業鍵的觀察是，“計劃經過調整，首先考慮的是軍事目標，強調經濟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隻是為了宣傳”。
另外一個很不同的做法是，孔祥熙把企業家階層全然排除在決策圈之外。宋子文時期曾經組建過一個40人的中國經濟委員會，張公權、虞洽卿等10多位商界領袖受邀擔任委員。孔祥熙上任後，這個委員會的決策機製完全變形。《國聞周報》曾經作過一個統計，從1933年10月到1934年3月的半年裏，委員會沒有開過一次會，而由孔祥熙等五個政府官員組成的常務委員會則開了八次會，企業家階層被完全遺忘。
從1934年開始，中國經濟陷入了一場空前的大蕭條。
一切大的危機都是內外交困的結果，此次也不例外。內因是已經描述過的種種亂世景象，外因卻非常奇特，竟然是受了“羅斯福新政”的影響。當時的中國人中知道羅斯福這個美國總統的大概不會超過500人，他卻影響了至少5000萬人的生計。
美國經濟從1929年的“黑色星期四”開始崩塌，其後四年慘不忍睹。1933年4月，富蘭克林 D 羅斯福接替焦頭爛額的胡佛擔任美國總統。他以“看得見的手”推出了眾多強勢的國家幹預政策，包括禁止私人儲存黃金和黃金證券、使美元貶值40.94％以及加大重工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等等，把美國經濟拉出了泥潭，這就是著名的“羅斯福新政”。新政中很重要的一項是暫時放棄金本位，這直接導致了世界白銀市場的價格大漲，白銀每盎司價格從1932年的0.27美元上漲到1933年4月的0.45美元，到1935年更升至0.67美元。羅斯福的政策刺激了美國經濟的複蘇，卻“意外”地傷害到了大洋另一端脆弱的中國經濟。白銀漲價讓中國的銀元快速增值，直接導致中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頓失，商品出口大幅減少，而在國內則誘發了金融和工商業動蕩，大量白銀外泄、原材料價格跌落、消費市場陷入低迷。
民國經濟學家劉大鈞提供的數據反映了當時的景象：中國商品的淨出口從1931年的14.17億元猛降到1934年的5.35億元，棉紗出口從1929年的34萬擔降到1935年的24萬擔，生絲從42萬擔降到18萬擔，茶葉從94萬擔降到63萬擔。出口萎縮首先影響到農產品價格，從1931年到1934年，全國國民生產總值中的農業產值竟下降了47％，農村一片哀鴻蕭條。
白銀危機在中國的金融業和工商業兩個領域造成了不同的後果。
白銀的增值和外流，在短期內竟帶來銀行業的表麵繁榮，特別是占據金融中心地位的上海。全國的白銀洶洶流向這裏，在此交易並通過走私出境，因公債暴跌而十分低迷的投機生意突然又活躍起來，上海幾家主要銀行的利潤在1934年達到了3120萬元的曆史紀錄，還冒出了11家新銀行。當然，這是短期內因投機而造成的虛假繁榮景象。當時就有一個叫漠湮的人在《東方雜誌》上撰文評論：“一方麵是內地的國民經濟不斷地衰落，另一方麵在城市卻出現了人為的繁榮假象。”
危機在工業界則呈現得更為直接和慘烈。
在過去的幾年裏，東北淪喪，華北緊迫，長江中上遊又是國共內戰不止，對於經營企業的人來說，大半個中國市場已是無可作為。而如今，白銀外流造成信貸的空前緊張，外貿萎縮和國內消費市場的委靡更使得生產能力大量放空，在兩麵夾擊之下，全國工廠頓時風聲鶴唳。
在生絲業，由於需求減少和絲價降低，上海的絲廠從1931年的107家減少到33家。在麵粉業，到1933年10月，上海所有麵粉廠全部停止營業，企業主們緊急上書南京政府，要求提高進口麵粉的關稅，因為政府對日本麵粉的低關稅造成了民族工業的絕境。在橡膠業，由於價格猛跌，全國30家橡膠廠中有3/5倒閉關門。在商業領域，倒閉風像瘟疫一樣擴散，僅上海一地，在1934年就有254家商業企業倒閉，下一年又有469家倒閉。
紡織業是當時中國最大、最重要的製造產業，紡織業資產占全國工業總資本的36％，紡織工人占全國全部工人總數的56％，長三角又是紡織業的中心，全國127家紡織廠中有80家開在這一帶。危機到來的時候，它受到的衝擊也最為巨大。
1934年7月4日，就在孔祥熙宣布對日有利的新稅則的第二天，中國最大的民族紡織企業上海申新總公司公開登報，宣告“擱淺”。榮家兄弟陷入創業以來的最大危機，當時的凶險景象竟與12年前發生在南通張謇身上的那一幕驚人相似。
就在兩年前，榮家事業還處在巔峰。當時申新紗廠約占全國民族資本棉紗廠紗錠數的20％，布機數占28％，茂新和福新的麵粉廠規模占全國同行業的1/3左右，占上海市的1/2，其旗下企業總數達21家，赫然是當時國內規模第一的民營實業集團。榮宗敬曾很得意地對友人說：“當今中國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1933年是他的60歲大壽，在賀壽堂會上，他很興奮地對濟濟一堂的賓客說：“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吾今已屆六十，紗錠數達到六十萬，我還要活到七十歲、八十歲，紗錠要達到七十萬、八十萬……”堂下，一片歡騰喝彩聲。
榮家事業的迅猛發展靠的是瘋狂的舉債擴張戰略。就在榮宗敬講那番豪言的時候，申新資產共值6898萬銀元，而負債達6375萬銀元，處在一個十分緊繃的狀態中。轉眼間，市場突變，榮家首當其衝。到1934年初，榮家麵粉工廠全麵停產，申新各廠也風雨飄搖。榮宗敬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花貴紗賤，不敷成本，織紗成布，布價僅及紗價，銷路不暢，存貨山積。”到1934年3月，上海所有銀行已無一家肯對榮家放款，連榮氏參股的16家錢莊也關上了大門。榮宗敬一度急得要自殺，陳光甫和宋漢章兩人在榮宅陪他一宿，溫言相勸，他才算是沒有走上絕路。在申新宣告“擱淺”前幾天，陳光甫天天都在申新總公司等到深夜一兩點。客觀而言，榮家之所以會陷入如此大的危機，與榮宗敬的激進做法有很大關係。很多年後，陳光甫評論說：“榮宗敬的申新企業是全國紡織企業中最大的，為了增加銀行存款，鞏固我們的地位，我們樂意與他合作；而他當時急需資金來更新擴大，自然也希望與我們合作。結果，沒有充分調查他的實際需要和個人性格，我們就提供了大筆貸款給他，導致我們資金周轉困難，甚至影響了活期存款的運行。”
好在榮家還有一個稍稍保守的榮德生。6月28日，榮宗敬派人到無錫向弟弟求救，族內有人擔心，去救上海申新會把無錫的產業也拖進泥潭。榮德生執一茶壺在手說：“我與哥哥好比這個壺，一經破裂，雖持半壺在手，亦複何用？”他當夜把家中所有的地契和有價證券全部收羅起來，第二天清晨就趕到上海，在陳光甫、宋漢章的斡旋下，中國銀行和上海銀行聯合借款220萬元，這才稍解燃眉之急。
但是，區區200多萬元僅夠榮家多吸幾天的氧氣，當時申新總公司每年的通稅和利息支出就在1000萬元以上。一周後，申新不得不登報宣告“擱淺”。
榮家若垮，中國民族紡織業和麵粉業的半壁江山就塌掉了，這是人人皆知的事實。而且，與華商在這兩個市場上競爭最激烈的就是日本企業，它們在棉紡織業擁有1/3左右的市場份額，幾年來的抵製日貨運動和宋子文的反日政策曾經讓它們元氣大傷，但是現在孔祥熙的新稅則及經濟危機卻給了日本企業反撲的大好機遇。很顯然，這裏正進行著一場沒有硝煙的“抗日戰爭”。
這時候，唯一能救榮家的，隻有國民政府了。
（選自《跌蕩一百年——中國企業1870-1977（上）》/吳曉波 著/中信出版社/2009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