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幾年，國民政府對於抵製日貨運動持一種很曖昧的態度。一方麵，它很希望借此形成一股可以凝聚的民族力量，緩解叢生的國內矛盾。此外，決策者也將抵製洋貨看成是鼓勵民族工業以及貿易保護的一種戰略。在1928年，蔣介石在參加一個國貨展覽會的開幕式時便曾經宣稱：“國民政府是要提倡國貨，要振興實業，要挽回利權，使外國貨在中國沒有銷路，大家都用國貨來打倒帝國主義。”而另一方麵，為了維持與日本的外交關係，政府也曾經多次強行解散反日團體。
“九一八”之後，中日雖未正式宣戰，但是已形同仇國，政府開始走到前台，國民黨的各地方黨部都公開地參與到了抗議和抵製活動的組織工作中。抵製活動開始形成製度化，與仇日有關的“五九”、“九一八”都成為固定的抵製日貨活動日。在1932年底，國民政府宣布下一年為“國貨年”，1934年為婦女國貨年，1935年是學生國貨年，1936年是市民國貨年，而提倡國貨的最重要主題之一就是呼籲民眾堅決反對日貨。
對於政府來說，“九一八”的另外一個結果是，關於經濟增長模式的討論變得別無選擇。在過去的幾年裏，自由經濟模式與國家主義模式的爭論不絕於耳。自日本占領東三省後，幾乎所有人都明白，中日之間，必有一戰，於是，國家存亡成了一個超乎一切的命題，國家主義的戰略成了政商共識。蔣介石在這一年的講話中多次強調，“中國之工業發展，應偏重於國防方麵”，“中國經濟建設隻有在軍事建設的基礎上才能實現”，目前中國最緊迫的任務是“建立一支規模雖然不大，但卻有統一裝備、第一流的、機動性強的武裝力量”。譚熙鴻主編的《十年來之中國經濟》（1948）記錄道，當時“建設國防經濟，發達國營工礦事業的呼聲，遍於全國上下”。在這樣的大環境中，一個新的名詞“統製經濟”出現了。它強調國家力量對經濟的幹預，優先發展軍事工業和重工業，國營事業的擴張和整合速度大大加快。
1932年11月，洋務運動的僅存碩果之一、國內最大的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再度收歸國營。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宋子文在呈報行政院的報告中稱：“茲與滬上各界領袖協商，均謂非借眾力不足以恢複信用，非收回國營不足以根本規劃。”
南京政府自成立以來就對私營化的招商局窺視已久。1927年11月，政府成立了招商局監督辦公處，由交通部長王伯群親任監督，“督促董事會自動改組，刷新整理，除弊固本，以盡扶持之責”。當時，招商局董事會的會長是李鴻章之孫李國傑，號稱“皖省首富”，因為身份特殊，宋子文等人對其下手還是頗有忌憚。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李國傑請來同盟會的老會員趙鐵橋擔任公司的總辦，趙鐵橋在1907年就加入了同盟會，曾經被孫中山任命為中華革命黨的四川支部長，是一個老資格的革命家。1930年7月24日晨，趙鐵橋在上海招商局的總部大門口被刺客槍擊，當場身中數槍，不治身亡，這一血腥事件在國內引起很大轟動。據稱，實施暗殺的是當時人人聞之變色、連杜月笙都要花錢“孝敬”的“暗殺大王”王亞樵。然而王亞樵到底受誰所托，為何實施暗殺，動機一直不明。三個月後，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就作出決議，“招商局應收歸國營，關於股權債務之處理，由該局整理委員會妥擬辦法，呈請國民政府核定施行”。
到了1932年，國事緊迫，招商局的收歸很快提速。在很多人看來，戰爭時期，航運事業涉及軍力運輸等國防任務，收歸國有已是題中之義。招商局國有化後，正式更名為國營招商局，隸屬於交通部，取締了董事會製度，成立理事會、監事會和總經理製度，一切經營重回國營體係。
在《招商局收歸國營令》中，政府明確宣示，現有的私人股份將“由國家現款收回，以示優惠股東之意”。事實卻是，中央銀行為購買股權一共花了212.63萬兩白銀，而招商局當時的賬麵資本就為840萬兩，實際資產遠遠高於此數。據《招商局史》記載，當時企業僅抵押給彙豐銀行的五處房產就價值196萬兩，漢口等地的房產價值367萬兩，上海與武漢兩埠局的資產合計2336萬兩，加上江海輪船及其他資產，招商局的總資產超過5000萬兩，扣除債務1700多萬兩，實際資產為3300萬兩。
也就是說，國民政府以不到1/10的價格收走了全國最大的航運企業。在過去的60年裏，招商局幾度公私易手，其產權輪回、經營者命運跌蕩，堪稱中國企業演化的一部“教科書”。
在一個強敵虎視的時期，一國之經濟要欣欣向榮，是不可能的事情。“九一八”之後的中國便是如此。隨著東三省淪喪、對日貿易萎縮、民眾驚恐、消費低迷以及大量資金用於軍事工業，中國經濟出現了恐慌性動蕩。
恐慌首先表現為債券市場的暴跌。在日軍9月18日入侵東北的一周內，上海五種主要債券的平均市價急跌到票麵值的60％以下，到12月，所有公債隻有在低於票麵值40％的條件下才能成交，跟戰前的9月1日相比，它們的價值跌掉了一半。上海的銀行家們在這次恐慌中損失幾億元，有兩家銀行因此倒閉。
1932年1月初，財政緊張的國民政府突然宣布停止支付所有政府債券的本息，這如同火上澆油，13日，上海各銀行出現了擠兌情況。當時銀行的儲備金中，60％是現金，40％是保證債券，而且絕大多數是之前被認為一本萬利、如今大大縮水的公債。擠兌一旦成為風潮，中國金融將瞬間崩盤。於是，在2月18日，政府與銀行界展開談判，宋子文提出“削減一半償付、降低公債利率和延長還本期限”等三個建議，這三條等於把公債的償付腰斬一半以上，四年前那個無比誘人的公債投資現在看上去更像是一個巨大而可笑的騙局。銀行家們欲哭無淚，如果接受宋子文的條件，損失可想而知，然而如果不接受，就可能被擠兌風潮淹死。無奈之下，銀行家同意了這三個條件，不過他們也希望政府作出承諾，從此以後，這個條件一定不能再變更了，同時，四年內不得再發行新的公債。宋子文一口答應。後來的事實是，僅僅一年後，他的這個承諾就又隨風而逝。
這場金融恐慌，最終以銀行家付出慘重的損失而得以緩解，這是上海銀行界遭遇的一次新的災難。根據變更後的約定，宋子文每年可以減少8000萬~1億元的公債償付款項——在1932年，政府的年度總收入為6.83億元，宋子文靠一個協議就“減少”了將近15％的支出。於是最戲劇性的事情發生了，到年底，宋子文十分驕傲地宣布：“中華民國建立後二十一年中，政府第一次能夠平衡它的預算。”在他講話的同時，銀行家們卻隻有苦笑而已，此消彼長，他們已經徹底喪失了與政府博弈的能力。
宋子文靠壓榨他昔日的金融界朋友們所取得的財政勝利，並沒有持續多久。蔣介石頑固秉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在日軍洶洶壓境的情況下，仍然堅持要先消滅江西的共產黨部隊，軍費開支像一個無底洞一般越來越大。1932年秋季，他調集50多個師的兵力對江西、湖南和廣東等地的共產黨根據地實施第四次大“圍剿”，誰料還是被擊敗。他自認“唯此次挫失，淒慘異常，實有生以來唯一之隱痛”。1933年5月，他集結100萬兵力卷土重來，展開第五次大“圍剿”。這一次，共產黨領導人博古放棄了非常有效的運動戰策略，而與國民黨軍隊展開麵對麵的陣地戰，紅軍遭受重大損失，中央蘇區大部喪失，被迫於1934年10月向西進行“長征”。蔣介石調集軍隊，一路上圍追堵截，必欲全殲而後快。中共中央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把博古換下，之前被冷落的毛澤東重新掌握了領導權。在毛澤東的指揮下，紅軍轉戰十一個省，曆經無比艱巨的二萬五千裏長征，最終鑽出了蔣介石的包圍圈，於1936年10月到達陝甘寧邊界，建立了新的延安根據地。
在這場前後長達三年半的對共產黨的“圍剿”中，蔣介石政權遭到國內輿論的強烈反對，停止內戰之聲不絕於耳。早在1932年8月，全國商界就組成了一個“廢止內戰大同盟”，並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大會。有將近500人參加，他們代表了全國72個商會、10個銀行公會、9個錢業公會、104個同業行會，此外還有11個婦女聯合會、11個同鄉會、50個科學團體和42個工會組織。大會由上海企業家王曉籟擔任主席，提出了“反對內戰是中國人民自救之路”的口號。
對於宋子文來說，他不得不為蔣介石募集更多的軍費，從第四次“圍剿”開始，每月的軍費開支就達到2670萬元，比預算中的1500萬元要多出一大截。因為宋子文已經承諾四年內不得再發公債，於是，錢隻好從其他渠道去弄。唯一的辦法是貸款，他一方麵對銀行家們的反內戰表示支持，另一方麵則千方百計地壓迫他們把錢拿出來。在1933年度，他就貸款8780萬元，這相當於以往四個財政年度的總和，剛剛持平的財政又一下子傾斜了。
在這一年裏，企業界仍然表現出了共濟國難的覺悟。1933年1月，日軍從東北進攻山海關，繼而占領熱河省，華北門戶大開。當時在北方抗敵的是張學良的東北軍，不是蔣介石的嫡係部隊，正專心“剿共”的蔣介石根本無心支持東北軍。2月中旬，北京和上海兩地的銀行家開會協商，決定暫時放棄不買公債的決定，向國民政府認購2000萬元的“愛國庫券”，並且不需要政府以任何關稅作保證。不過，他們唯一要求於宋子文的是，這筆錢必須“專用”於華北防務。
宋子文在這一時期也表現得像一個真正的愛國者。他反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和對日本的軟弱態度，日軍入侵熱河後，他帶著支票飛到北方說服張學良堅決抵抗，並聲稱：“日軍如來侵，我決以全國力量應付。”為了遏製日本勢力，他在1933年5月提出了兩個針對性的經濟政策。一是大幅提高日本進口商品的稅率，其中，棉庫綢的稅率提高800％，毛織品提高200％，紙品提高8％-20％，人造絲、魚類、煙草和煤的稅率也有大幅提高。在這個政策的影響下，短短半年內，日本相關商品的在華銷售就降低了一半或2/3。這當然大大有利於國內的民族企業。二是倡議組建一個由英、美、法等國參與的國際協商委員會，對這些國家的在華投資提供更為優惠的政策。他的計謀是，刺激英美企業對中國的投資，從而增加日本侵華的國際阻力。宋子文的這兩項建議受到國內企業界的廣泛歡迎，盡管在過去的這些年裏，銀行家們一再上宋子文的當，吃足了他出爾反爾的苦頭，可是在整個國民政府的決策層裏，他還是唯一的“朋友”。到10月份，銀行家們再次放棄不買公債的決定，認購了6000萬元的關稅庫券，並再借給政府1500萬元。
可是，宋子文的反日、親英美策略與蔣介石的既定想法顯然格格不入，日本人更是對宋子文恨得牙癢癢。據《申報》的報道，1933年8月，宋子文訪美返國，海輪在橫濱中轉，日本政府公開聲稱他是不受歡迎的人，不讓他上岸。他們還想盡辦法向國民政府施加壓力，一定要把宋子文趕下台。10月25日，就在企業界認購了關稅庫券的半個多月後，宋子文被迫宣布辭去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長的職務，公開理由是“健康不佳”。據胡漢民日後回憶，宋子文在私下對他說：“當財政部長和做蔣介石的狗差不多，從今以後，我要做人不再做狗了。”宋子文辭職後，上海的公債市場再次爆發恐慌，用《時事新報》在當時的報道描述是“垂直暴跌”。
在這部企業史上，宋子文是一個左右搖擺和難以定義的人，把他與前朝的盛宣懷放在一起比較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們正是兩個時代的官商典範。宋子文對西方的經濟製度非常熟悉，有時候表現得很開明，對企業家階層十分理解和同情，有些西方觀察家甚至認為他是國民黨中的“資本主義靈魂”。可同時，他又是專製經濟製度的執行者，他高超的財政技巧實際上比強盜還有殺傷力。他反對暴力，拒絕用恐怖的方式管理財政，可是同時，他又往往是暴力集團最有效率的合作夥伴。他是一個毋庸置疑的愛國者，可同時他總是不由自主地把私利擺在任何理性選擇的第一位。他善於製定秩序，但他自己則每每置身於秩序之外。他的這些個性在日後將繼續清晰地呈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