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份鑒定結果排除了項城市城郊衛生院實施右腎切除的可能，那麼剩下的項城市第一人民醫院不就是答案嗎？徐秀英和丈夫依稀感覺到，他們已經距離真相越來越近了。在代理律師劉立傑的指導下，2013年10月23日，徐秀英和丈夫到周口市川彙區法醫臨床鑒定研究所進行傷殘鑒定，25日，徐秀英拿到了鑒定書，徐秀英右腎缺如證據確切，其傷殘程度評定為七級。
那段時間，徐秀英和丈夫無數次奔波於項城市第一人民醫院、項城市中院、公安局等各個單位。中院副院長韓偉十分重視，他告訴徐秀英，這個案子性質十分惡劣，應該走先刑事後民事的程序。也就是說，如果公安機關立案，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2014年2月，徐秀英和丈夫向項城市公安局報案，一個張姓刑警隊長告訴他們：事情已經過去8年，要重新進行鑒定才能立案。徐秀英拿出上海司法鑒定中心出具的鑒定結果，張隊長卻告訴她，如果想立案，必須由公安機關重新做“活體鑒定”，也就是“開胸驗腎”。徐秀英一氣之下就說：“開胸就開胸，隻要能找到偷我腎的真凶，死也值！”但丈夫郭西全卻堅決不同意。他問過醫生，開胸驗腎有很大風險，何況妻子身體這麼虛弱，很可能沒法從手術台下來。
“一個腎已經沒了，我不能再沒了老婆！”郭西全向記者回憶至此，不禁眼眶紅了。
事件再次陷入僵局。萬般無奈之下，徐秀英隻好天天去法院“賴著”。每天早上7點半，她會準時出現在法院門口。連保安後來都和她熟了，一見到徐秀英就問：“徐大姐，您怎麼比我們上班還準時喲！”
徐秀英的堅持等到了結果。2014年3月，項城市中院副院長韓偉打電話給徐秀英說：“徐大姐，你寫個立案申請書吧，法院想辦法把你的問題解決了。”2014年6月3日，項城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徐秀英“丟腎”一案。
在庭上，徐秀英的代理律師劉立傑出具了徐秀英2006年在項城第一人民醫院實施“直腸絨毛狀管狀腺瘤”摘除術的住院報告、上海司法鑒定中心的鑒定報告、城郊醫院為徐秀英進行子宮肌瘤切除手術的手術記錄等多份證據。
在大量事實麵前，項城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委托代理人無法自圓其說。庭審結束後，徐秀英一下子癱坐在地上，韓偉走過來說：“徐大姐，別太難過了，根據庭審情況，你們勝訴可能性非常大！”聽到這句話，徐秀英禁不住放聲大哭起來，她拉住韓偉的手哽咽道：“韓院長，還是好人多啊。這些年我沒有白等，終於等到還我公道的一天！”
2015年2月，項城市中院下達了判決書，在這份長達十一頁的判決書上，主要認定的事實如下：根據現有資料，徐秀英在項城市第一人民醫院做手術時，右腎完好，在手術過程中，徐秀英一直處於全身麻醉狀態，又沒有醫護人員之外的任何人在現場，故徐秀英不可能有右腎被切除的直接證據。而項城市第一人民醫院又沒有提供任何證據證明自己沒有過錯，因此判項城市第一人民醫院承擔全部責任。在判決生效後十日內，賠償徐秀英傷殘賠償金、誤工費、被撫養人生活費、精神慰問金等費用共382724元。郭西全夫婦和律師商量後，決定接受賠償。但保留將來植入右腎所需費用起訴的權利。
與此同時，他們也得到了一個意外消息：當初給徐秀英做手術的主刀醫生叫樊成（化名），已被公安機關正式逮捕。記者致電項城市公安局，詢問辦案民警，樊成是因為“偷腎”被抓，還是因為其他原因。辦案民警說，案情正在偵查階段，不方便向外界透露任何信息。
顯然，從徐秀英“丟腎”案件的脈絡來看，僅僅隻是揭開了這條黑色產業鏈的冰山一角。
記者在多方采訪的過程中，明顯感覺到，事件的推進過程中，徐秀英夫婦得到了來自律師、法官、鑒定機構等社會各方麵的支持和關注，是他們的社會責任感和正義感給了徐秀英夫婦巨大的精神支持。
這場惡性事件，給徐秀英一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郭西全告訴記者，多年的“尋腎”，幾乎毀了這個原本幸福的家。徐秀英看病、打官司一共欠下了90多萬元的外債，兩個兒子雖然已經先後成家，但一直埋怨父母因為“尋腎”而沒有讓他們上成大學，埋怨他們太老實本分從而毀了這個家。徐秀英則說，對這如山的巨債，她一點都不怕。但是說到兒子們的疏離和埋怨，徐秀英哭得不能自抑：“我隻想讓他們常回家看看我就行。我的一個腎不見了，但我的心還在啊……”這個已經被割掉右腎近9年的女人說：“我相信現在的醫生都很有醫德良心，但我知道民間還有很多人從事買賣腎髒的勾當。無論你是受害者還是加害者，一定要記住：割掉一個腎，毀掉一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