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歐洲輿論認為儒教是一種哲學而非宗教——因為它不符合西方宗教的標準，但教皇堅持儒家的祭典與天主教教義衝突。
一七零四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發出對中國天主教的極終禁令，規定：一、西洋地方稱呼天地萬物之主用“鬥斯”二字，此二字在中國用不成話，所以在中國之西洋人，並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經日久。從今以後，總不許用“天”字，亦不許用“上帝”字眼，隻稱呼天地萬物之主。如“敬天”二字之匾，若未懸掛，即不必懸掛，若已曾懸掛在天主堂內，即當取下，不許懸掛。
二、春秋二季，祭孔子並祭祖宗之大禮，凡入教之人，不許作主祭、助祭之事，連入教之人，並不許在此處站立，因為此與異端相同。
三、凡入天主教之官員或進士、舉人、生員等，於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許入孔子廟行禮。或有新上任之官，並新得進士，新得舉人生員者，亦俱不許入孔廟行禮。
四、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許入祠堂行一切之禮。
五、凡入天主教之人，或在家裏，或在墳上，或逢吊喪之事，俱不許行禮。或本教與別教之人，若相會時，亦不許行此禮。因為還是異端之事。凡入天主教之人，或說我並不曾行異端之事，我不過要報本的意思，我不求福，亦不求免禍，雖有如此說話者亦不可。
六、凡遇別教之人行此禮之時，入天主教之人，若要講究，恐生是非，隻好在旁邊站立，還使得。
七、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許依中國規矩留牌位在家，因有“靈位神主”等字眼，又指牌位上有靈魂。要立牌位，隻許寫亡人名字。再者，牌位作法，若無異端之事，如此留在家裏可也，但牌位旁邊應寫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理。
以上我雖如此定奪，中國餘外還有別樣之理，毫無異端，或與異端亦毫不相似者，如齊家治國之道，俱可遵行。今有可行與不可行之禮，俱有教王之使臣定奪。有與天主教不相反者，許行，相反者，拒決斷不許行。”
一七一五年，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又頒布“自登基之日”的通諭，重申必須絕對遵守一七零四年的禁令，否則將受逐出教會的處罰。所有傳教士必須宣誓服從。
康熙六十年，康熙帝閱取羅馬教廷特使嘉樂所帶來的“自登基之日”禁約後說：“覽此條約，隻可說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國之大理。況西洋等人無一通漢書者，說言議論，令人可笑者多。今見來臣條約，竟與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彼此亂言者，莫過如此。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欽此。”
之後雍正帝載此下令禁教。而乾隆時期，傳教士雖在宮中受到很高禮遇，但仍不能在華展開傳教。終嘉慶一朝都執行禁教政策，天主教在中國隻能采取地下發展的形式。就連康乾時期宮廷內充當繪畫的西洋畫師，到嘉道年間都沒了蹤影，整個大清國鮮有洋人來往，許多想考察清朝的外國人隻能在澳門避居。
“這幫蠻夷所圖不外乎錢財而已”鬆筠摸不清大阿哥的立場，當即含糊的說道。
“隻是如此嗎”，對鬆筠的態度，奕緯有些失望。
鬆筠的腦海裏對世界根本沒有什麼概念，在他們的思維裏依然是大清國作為世界的中心，蠻荒之地居天下之四維，英吉利也罷、法蘭西也好，不過是些邊遠小國而已，古有夜郎好大，今之大清不逞多讓。
在他們當中鬆筠還屬於接觸過洋人的開明份子，其它人會有多麼奇葩的想法，更不用多論，總之正如莊子所言，“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
真是，不出外洋，不知世界之大。
不出國門，不知天下之廣。
這些士大夫的眼裏，他們對西方諸國的了解，還遠不如今世的我們對海外星係的了解更透徹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