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關於中國對外投資企業競爭優勢
魯桐（2003）對在英國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司的問卷調查，反映了中國企業的競爭優勢情況。易長軍（2008）則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績效進行了分析，認為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總體績效偏低，企業競爭力偏弱。龐曉東（2004）將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總結為——微觀方麵的優勢：（1）適應不同投資需要的綜合規模優勢。（2）技術和設備方麵具有相對優勢。（3）低廉成本和低價營銷優勢；宏觀方麵的優勢：（1）對外投資的政策環境不斷完善。（2）加強了企業海外投資保障機製的健全。
3.關於中國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
（1）基於東道國宏觀經濟特征的視角
基於東道國宏觀經濟特征的視角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文獻比較多，這類文獻多以引力模型或國際生產折中理論為理論框架展開。項本武（2009）利用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麵板數據，采用GMM估計方法，檢驗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分布的影響因素和動態效應。陳恩、王方方（2011）考察了現有研究理論與經驗假說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適用性。
（2）基於東道國製度的視角
近年來，國內學者發現傳統國際直接投資理論無法很好地解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逆梯度”投資模式。因此，國內一些學者紛紛從製度尤其是東道國製度視角來考察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
賀書鋒、郭羽誕（2009）的研究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偏好於那些與中國有相同政治信仰、政治摩擦少、國際地位相似、政治關係定位較高的東道國。王建、張宏（2011）從東道國政府治理的角度研究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結果發現，東道國“政府施政有效性”、“貪腐控製”指標與中國OFDI顯著正相關，而東道國“公民參政與政治人權”、“政治穩定程度”、“市場經濟限製程度”、“司法有效性”等指標與中國OFDI關係不顯著。
國內已有的研究基於不同的經典理論從不同角度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有益的嚐試，但也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還存在一些缺陷。如一些學者從東道國製度質量視角研究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但缺少從母國製度質量的視角加以研究，更鮮有文獻從母國與東道國製度的差異即製度距離的視角來研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事實上，基於母國與東道國製度距離的研究能將母國與東道國納人到同一個分析框架，更能揭示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內在規律性。
4.關於中國對外投資模式
盧進勇、閆實強（2006）將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總結為9種模式：建立海外營銷渠道投資模式；境外加工貿易投資模式；海外創立自主品牌投資模式；海外並購品牌投資模式；海外品牌輸出投資模式；海外資產並購模式；海外股權並購模式；國家戰略主導投資模式；海外研發投資模式。張曉森（2007）總結出兩種模式：一種是以海爾為代表的“先難後易”式；另一種是以TCL為代表的“先易後難”式。
5.關於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效應
（1）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
關於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學術界一直以來主要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貿易替代或貿易促進。這兩種觀點也就是日本學者小島清所論述的“美國式直接投資”和“日本式直接投資”。“美國式直接投資”的實質是對外直接投資替代了貿易，而“日本式直接投資”的實質是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是相互促進的關係。
目前，針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的檢驗結果多支持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中國出口貿易的觀點。如蔡銳、劉泉（2004）基於“邊際產業理論”，證明了中國的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存在互補關係。俞毅、萬煉（2009）通過建立VAR模型，認為雖然在長期內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初級產品出口和製成品進口產生替代關係，對初級產品進口和製成品出口產生互補關係，但在短期內它們之間不存在因果關係。
（2）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
關於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應也是國內學者關注的內容。由於使用的方法、樣本期間以及數據來源的差異，導致已有的研究結論並不一致，有些研究甚至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