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在給老友梅聖俞的一封信中寫道：“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歐陽修要放蘇軾出人頭地，反過來裏麵有一層意思是他可以不放，不僅可以不放，身居高位的歐陽修還有能力對青年蘇軾實施打壓，就像薩利埃裏打壓莫紮特一樣。但這不是歐陽修的為人，他對蘇軾的愛護和推崇到了甚至在自己的兒子麵前表示自歎不如的地步：
東坡詩文，落筆輒為人傳誦。每一篇到，歐公為終日喜，前後類如此。一日，與子棐論文，因及東坡。公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上人更不道我也。”崇寧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複有言歐公者。（明·何良俊《何氏語林》）
歐陽修之所以成為宋代文壇領袖，不僅僅在於他自己的文章高超絕妙，也不在於他身居高位。他對後學的提攜和宣揚，也絕不僅僅隻體現他過人的文藝鑒賞能力。比如我們上麵提到的那個故事，作為文壇領袖的歐陽修發自內心地讚歎門生蘇軾的作品，並斷言蘇軾日後的名聲將超過自己，他的心中沒有半點嫉妒，隻有感到後浪推前浪的喜悅。這種廣闊的胸懷讓北宋一大批才華橫溢的文學之士像眾星拱月一般環繞在他身邊，構成了中國文學史上璀璨的一幕。
蘇軾沒有辜負恩師歐陽修的厚望，繼歐陽修之後，蘇軾成為了宋代第二代文壇領袖，中國曆史上橫看成嶺側成峰式的文學巨匠，並將宋代文學推向了一個後世難以企及的高峰。在歐陽修去世後，蘇軾在祭文中真切而沉痛地為恩師獻上了八個沉甸甸的字，歐陽修當之無愧：
斯文有傳，學者有師。（蘇軾《祭歐陽文忠公文》）
如果說歐陽修和蘇軾之間的故事散發著濃濃的師生情誼，那麼唐宋八大家中另一位文學大師王安石和蘇軾之間的碰撞則分明帶有嗆人的火藥味。林語堂在《蘇東坡傳》中略帶煽情和誇張地說：
他（蘇軾）和王安石是狹路相逢了；他倆的衝突決定了蘇東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決定了宋朝帝國的命運。
林語堂這裏所說的“狹路相逢”其實是指保守派和變法派的政治鬥爭。有趣的是，為文和做人都高妙超逸的蘇軾在政治、思想上都是一個帶有複古主義傾向的保守派，而文風嚴謹簡練的王安石卻是一個激進的變法領袖。
林語堂把這場政治鬥爭說成是蘇軾和王安石的狹路相逢，多少帶有傳記家的言過其實。雖然蘇軾和王安石在政治觀念上是如此對立，蘇軾曾多次以激烈的言辭上書皇帝抨擊王安石新法，王安石也曾用嚴厲的政治手段打擊過包括蘇軾在內的保守黨人，但蘇軾在政治上的地位無法和王安石相提並論，充其量不過是保守派中富有聲望的一員，而王安石兩度出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即是宰相，可謂位極人臣。可以說，蘇軾始終不是王安石主要的政治對手。
而就在這種極度對立的情況下，蘇軾和王安石卻並沒有因此積累出狹隘的個人恩怨，他們常常像朋友一樣進行詩文切磋。作為兩位心胸坦蕩的文學大師，他們的切磋有時甚至感覺比一般朋友更有味道：
王文公（王安石）居鍾山，有客自黃州來，公曰：“東坡近日有何作？”對曰：“東坡宿於林皋亭。醉，夢中而起，作《寶相藏記》千餘言，才點定一兩字而已。”有墨本適留舟中，公遣健步往取而至。時月出東方，林影在地，公展讀於風簷，喜見鬢眉。曰：“子瞻，人中龍也，然有一字未穩。”客請：“願聞之。”公曰：“‘日勝日負’，不若‘日勝日貧’耳。”東坡聞之，撫掌大笑，以公為知言。（明·唐順之《文章雜論》）
王安石在政治失敗被罷相之後隱居在鍾山，位於今天的南京。他晚年無聊之際，以閱讀蘇軾的作品為樂。那時蘇軾也被貶官在黃州，即今天的湖北黃岡。有一次，王安石的一位朋友從黃州來鍾山看他，他問朋友：“蘇東坡最近有什麼新作品？”朋友說：“他有一天酒後從醉夢中醒來，寫了一篇叫做《寶相藏記》的文章，洋洋灑灑寫了一千多字，事後定稿的時候隻修改了一兩個字。”正好朋友的船上有一份《寶相藏記》的抄本，王安石大踏步走進船裏取出來看，一邊看一邊高興得喜上眉梢，他說：“蘇子瞻啊，真是人中之龍，但這篇文章裏麵有一個字還不太穩妥。”朋友就問他：“是哪一個字呢？”王安石說：“‘日勝日負’，不如改成‘日勝日貧’。”這件事後來傳到了蘇軾的耳朵裏，蘇軾撫掌大笑，認為王安石真是他的文章知音。
這段故事寫得非常生動，把王、蘇二人才華風采都刻畫得很到位。王安石得知有蘇軾新作的抄本時興致盎然地“健步往取”，在“月出東方，林影在地”的幽靜環境中“展讀於風簷”，不愧為大政治家健朗超邁的風範。蘇軾寫文章的狀態是“醉，夢中而起，作《寶相藏記》千餘言，才點定一兩字而已”，足見蘇軾的飄逸瀟灑，出類拔萃；被王安石點出有一個字用得不夠穩妥的時候，蘇軾的反應是“撫掌大笑”，又見他心胸廣闊。王安石對蘇軾的稱呼，一次稱呼他的號“東坡”，是對蘇軾的尊重，第二次稱呼他的字“子瞻”，這是同輩朋友之間非常親近的稱呼。要知道王安石比蘇軾年長十六歲，王安石對蘇軾才華的喜愛之情就在這兩次稱呼中被徹底地傳達了出來。
歐陽修和蘇軾是師生，也是朋友。王安石和蘇軾是政敵，他們同樣是朋友。不管他們的聲望輩分是高是低，不管他們的政治立場或左或右，他們都是富於才華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們都是坦坦蕩蕩的人。孔子說：“君子坦蕩蕩”，中國文學根本上是一門君子之學，沒有坦蕩之氣的人，終究是走不到最高境界。歐陽修和王安石對蘇軾的褒揚和讚歎，不僅無損他們自身的名譽地位，更在另一個高度完善了他們的君子風度，充養了他們的道德底氣，最終讓他們同樣躋身於第一流的文學家之列。
蘇軾是一個時代的幸運兒，他的成就不僅來自於他身上閃耀的天才，他更應該感謝時代賜予他身邊的人物是坦蕩磊落的歐陽修、王安石諸公，而不是《莫紮特傳》裏的薩利埃裏。我們要明白這樣一個曆史告訴我們的道理——絕頂天才隻產生於一群天才之中。
王六郎和許某
很多時候人們津津樂道的《聊齋》故事，是沉醉於窮書生撞大運的離奇際遇。一個無足稱道的窮酸書生，總是能在落魄的時候被狐妖、女鬼主動找上門——我們當然知道這不是驚悚片的路子——美貌癡情的狐妖和女鬼總是義無反顧地將自己的胴體和黃酮體全數奉獻給書生，聶小倩、青鳳、花姑子、葛巾、辛三十娘……我們要知道蒲鬆齡自己就是個屢試不第的窮書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這些篇章往往寫得神采飛揚，作家本人也特別願意在細節處多作停留，其實是一種自我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