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台灣問題，這包括比較緊迫的美國對台軍售問題和即將於2016年上半年舉行的台灣地方領導人選舉。台“中央社”報道，“2015年美台國防工業會議”10月4日在美國弗吉尼亞州的威廉斯堡舉行，美台商業協會會長韓儒伯向媒體透露奧巴馬正考慮對台進行其任內最後一次軍售，通知國會時間可能在12月11日到2016年1月16日之間，金額不會超過20億美元，以二手裝備與現有武器升級為主。如出台這次軍售，奧巴馬將成為唯一一個任內四次做出大規模對台軍售決定的美國總統，再次嚴重損害中國的主權權益，向台灣當局和島內民眾發出錯誤信號。在台灣海峽兩岸軍力平衡早已被打破的前提下，美方這次對台售武主要還是出於取悅美國國內軍工利益集團的需要，兼有繼續玩弄兩岸政策平衡的考慮。與此同時，隨著2016年台灣地方領導人選舉的臨近，台灣島內政局加速變化，醞釀新一輪政黨輪替。美方有可能利用今後五個月的時間加緊接觸藍綠陣營兩黨關鍵人物進行摸底。我們應當冷靜觀察，大局為先，嚴格依據事實作出判斷和應對。中長期看，中美圍繞台灣問題的溝通重點仍要放在反對和遏製“台獨”上，中國審視台灣問題的大框架也應更多計入美國亞太戰略調整的因素。
再就是網絡安全問題。中美關係中的網絡安全問題主要表現在：圍繞經貿關係中的市場準入和竊取商業機密、政治外交關係中的信息傳播和網絡控製、軍事安全關係中的網絡攻防能力建設等一係列政策和事件而產生的爭議和衝突，在國際上則表現為雙方圍繞網絡空間基礎資源的控製和分配、網絡安全治理規則的製訂等進行的合作和較量，凸顯兩國競爭和衝突的一麵（汪曉風：《中美關係中的網絡安全問題》，《美國研究》2013年第3期）。美方對此次元首會晤涉及網絡空間的共識和成果感到興奮，認為是中方立場的重要進步，但對中方事後落實有關共識的誠意極不信任，認為禁止網絡竊密原則的範圍和對象設定（“在知情情況下”、“機密商業信息”等）過於含混，可供“耍賴”、“推諉”的空間太大。將來，網絡安全問題在中美關係當中的熱度不會下降，可能隨時因具體事件而進一步上升，美方製裁我所謂參與網絡竊密公司和個人的威脅並未解除。
在國際規則製訂這個範疇裏，網絡安全是少有的中方已搶得些許主動權的領域。我們應當利用好雙邊聯合對話機製和全球審議平台，爭取通過中美協商出雙方共守的網絡空間行為規範，為國際社會網絡空間行為準則的製訂做出表率，這既是中國發揮大國作用的寫照，也符合穩定中美關係、積累兩國互信的需要，有必要以朝符合國際潮流的方向調整國內網絡管理政策和利於擴大中美相關公司企業交流合作為前提。有關談判和交鋒將會非常艱難，但必須堅持到底，不能輕言放棄。
還有人權和法治問題。由於國內推進法治中國建設過程中出現的複雜現象，外部對中國人權和法治狀況的關注度有所回升，有關問題對中美關係的幹擾也複又增多。加之美國一直是各種境外反華敵對勢力開展活動的大本營，情況就更加複雜。有關問題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都將是中美關係中比較熱的負牽動力，但也不至於像比爾·克林頓執政初期時那樣重回中美爭鬥的核心位置。在處理有關問題時，要有統籌考慮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意識和理論聯係實際的能力，對美開展交涉鬥爭先能吃透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和四中全會全麵推進依法治國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精神，正確認識改革、發展、人權、法治的關係，這樣講出的話語才能以理服人，並在國際上得到更多理解。長遠看，應當逐步樹立將有關問題從中美關係負能量轉化為增進兩國相互理解與溝通正能量的抱負。
對於2016年美國大選，此不多言，關鍵仍是要提前布局，不僅對本次大選的中國話題熱有應對方案，也要提前就美國新政府上台後的中美關係做準備。還要堅持麵向美國公眾講好“中國故事”，讓更多人清楚中美相互依存、互惠共贏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