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新成員國不同於西歐國家的曆史經驗，對其民族心理和行為方式具有深刻的影響。與西歐國家不同，中東歐國家在劇變之前生存在封閉社會裏，轉型之後走向開放的時間並不長，沒有接納移民的經驗，因此對移民的到來有恐懼感，從心理上排斥移民。西歐曾有過多元文化共處的曆史經驗，而中東歐國家則缺乏類似的經驗，對外來文化的侵入感到不安。
波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一個波蘭人占絕對多數的同質化的民族國家，天主教會對波蘭社會影響頗深，波蘭社會對外來移民問題十分敏感。而在捷克，目前有45.8萬移民合法居住。除了融入當地的越南移民之外，大部分為白人，穆斯林人口僅僅不到兩萬。顯然，捷克社會對大量穆斯林的到來也沒有做好準備。斯洛伐克中歐政策研究所所長米蘭·尼奇認為：“我們的社會不是很多樣化和開放。像斯洛伐克這樣的中歐國家移民遷出的曆史隻有400年，移民遷入的曆史隻有數年。”斯洛伐克總理菲佐甚至宣稱，歐洲遭到移民的“襲擊”。正如中東歐100位政要和知識精英的公開信所言：“與二戰後接收了大量移民的原殖民地國家不同，我們缺乏與來自遙遠國度不同文化的人們共處的經驗。”
解決歐盟製度性缺陷的緊迫性
歐盟新成員國盡管完成了經濟轉型的任務，建立了市場經濟體製，在經濟趕超上取得長足進展，但是在經濟發展水平、福利水平以及綜合國力上與歐盟老成員國之間存在著很大差距，在應對難民危機上缺乏足夠的資源。而德國作為經濟大國擁有應對難民危機的財政手段，據估計，德國本年度安置難民的支出將達到110億歐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應對難民危機問題上，不僅歐盟新成員國與老成員國之間存在分歧，而且歐盟新成員國（匈牙利與克羅地亞）之間也出現了爭執，甚至歐盟新成員國與非成員國之間也存在著爭執（匈牙利與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與塞爾維亞）。難民危機導致克羅地亞與塞爾維亞關係惡化，塞爾維亞將克羅地亞封鎖邊境的行為與二戰期間克羅地亞“烏斯塔莎法西斯”的做法相提並論。匈牙利總理指責歐洲政治家不負責任地向難民許諾更好的生活，鼓勵他們拋棄一切，冒著生命危險前往歐洲。他認為，“如果歐洲不回到常識的道路上，歐洲將在為自己命運的抗爭中敗北”。而在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看來，這是“利己主義”的做法，而非歐洲常識。
這些爭論表明，在歐盟內部彌合分歧非常困難。最近包括波蘭前總統科莫羅夫斯基和克瓦希涅夫斯基、匈牙利前總理鮑伊瑙伊、波蘭前總理齊莫謝維奇、立陶宛幾任前總理等百位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簽署公開信，強調“作為人類，我們有責任寄予同情，向他們提供幫助。作為歐洲人，這是我們的責任。歐洲共同體是建立在基於團結的原則上的。今天我們既不應拒絕為歐盟承擔共同的責任，也不應對人類苦難和受難民潮影響最深的國家的形勢視而不見”。
歐盟有共同的邊界，但沒有共同的移民政策，這是歐盟的製度缺陷。目前的難民危機提高了解決歐盟製度性缺陷的緊迫性。可以預期，在形成共同的移民政策之前，特別是在麵對難民危機衝擊的背景下，歐盟新成員國與老成員國之間的分歧難以徹底根除，歐洲團結仍然麵臨挑戰。意大利外長真蒂洛尼7月底曾表示，不能假定歐洲團結可以解決難民問題，迫在眉睫的是在成員國之間合理分擔難民配額。盡管歐盟國家在解決難民問題上存在分歧，難民過境國與目的地國、南歐與北歐、西歐與中東歐之間的關切不盡一致，但是從長遠看，應對難民危機需要強化歐洲團結的理念，進一步推進歐洲一體化，特別是要形成共同的庇護政策。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歐洲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