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的女兒勞拉還是個小孩的時候，有一次，她被一隻破蘇打瓶割了個深深的口子。我們立刻帶她去看急診縫針。醫生要我或我的妻子盡量幫忙讓她安靜。這時，妻子貝蒂“謙遜”地把我推出去。
就這樣，當醫生在她手上縫針時，我隻好按著她的手臂。整個過程中她抽泣著，“爸爸，叫他們停下來！求求你，爸爸，疼！叫他們停下來！”這真讓人心碎啊！
幸好，手術很快就做好了，那種尷尬情景也是我遭遇到的最後一次。
但我知道他們所要受的傷這絕不是最後一次。
隨著光陰流逝，他們不再傷膝蓋，而開始傷心了。這時，父母的心更加痛了。
在那種情況下，你真會想念那些用縫針和“邦迪”創可貼能治好創傷的日子。
就如我的兩個小孩在樂隊裏很活躍，這種傷痛往往表現在對某名氣響亮樂隊的招員被拒絕或諸如此類事情的失望上。要不就是為進去了以後又坐不到首席或第二把交椅而受心靈創傷。
而就在你覺得他們成熟起來可以穿越一個個小小的人生峽穀時，接踵而來的是幻滅的戀愛夢。盡管你知道他們會解脫，而且找到另外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但你不能那樣說，因為他們傷心時不會相信你的話。他們會說。要是你處在他們的年齡，你的創傷不會比他們少。
事實上，你感到特別無奈的是，即便假設你和他們身處同一境地，他們的憂愁會讓你感到比自己的悲傷更深。畢竟，你已經和他們整個兒生活在一起，盡量想把他們的事情也辦得更好些。
所以，父母惟有再一次地抱抱他們，搖搖他們，然後分擔他們的痛。
教子點滴
自從孩子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父母的心就永遠和孩子連在一起。孩子之痛，都在父母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痛楚。沒有一對父母不無比疼愛他們的孩子，甚至希望能代替孩子承受一切痛苦。可以說，沒有一個人能估量出從小到大，父母們付出了多少，他們的心承受了多少痛。
然而這個世界上，惟獨痛苦和快樂是無法代替的。既然無法避免他們受傷，我們就希望盡量減少他們遭受的痛楚。然而他們未來要走的路、要麵對的困境都是我們無法預測的。那麼最好的辦法，莫過於訓練他們承受痛苦的能力和從痛苦中走出來的素質。
孩子著急家長一定不能一塊兒急，首先要想法穩定孩子的情緒，找到急的原因後，和孩子一起把問題解決掉，最後要告訴孩子：著急不可能解決任何問題，做事一定要心平氣和。
上帝並未拋棄我們
我此生大部分時間都住在艾犁湖畔。
我和我的丈夫多年來一直誌願為反對汙染和向大湖傾倒毒素而努力。全日製工作，加上還要撫養3個孩子，我們有時真是感到失望和喪氣。
在20世紀70年代末，我們發現醫療廢棄物沿著倉庫集中地一帶在日益增加，特別是注射器和腹部透析袋。當地權威部門告訴我，注射器大多是來自糖尿病患者，透析袋很可能來自家庭透析使用者。
問題在於，好像沒有人想提供幫助解決這個問題。我在一家醫院的泌尿科工作，很清楚家庭透析患者對此負有更大責任。我十分清楚，透析袋裏的汙染性液體的危害有多大。1978年春，我的家人就在岸邊揀到19隻被水衝上來的透析袋。
那天是複活節，我和13歲的兒子丹尼沿著倉庫集中地一帶走著。這時，我們碰到了第二十隻透析袋。我感到一陣沮喪和憤怒。我自言自語：“好，你們都不管……”
我越想越氣，衝到透析袋前，一腳把袋子踢進艾犁湖，就像一些失去理智的足球運動員亂踢泄了氣的豬皮囊一樣。
丹尼呆住了，疑惑地說：“媽，你在幹什麼？”
我激動萬分地數落著、斥責著人們的粗魯舉止，完了對丹尼說：“丹尼，為什麼要為此煩惱？這裏根本沒有人關心這件事。”
他呆呆地一直看著我，那雙大大的褐色的眼睛慢慢地充盈了淚水，然後說：“但是我們在關心。”
頓時，我頭腦清醒了。
在我的腦海裏，這世界、自然界、孩子們，聯係起來了。的確，不是人們不關心，隻是我們宣傳不夠。
這個少年，不是正在向所有16歲以上的人們（我想，他們不會和我一起散步，也不會注意到我的環境保護工作）宣告：他實際上知道水的重要性。我做的已引起了人們的關心！
我激動地拚命緊緊地擁抱著他，然後，一起趟進湖，取回了袋子。
第二天，我把這袋子放進複印機，複印了25份還多。我的同事大為驚奇。我把它們從地方保健部門到中央情報調查局都送到。
我從來不是個極端主義者，但此時我有一種使命感。我把袋上的批號和截止期記錄在案後，隨複印件一起寄去。我知道，政府既然能夠從阿司匹林瓶子竄改過的日期上順藤摸瓜找到店主，我也能這樣去做。
在一個月裏，我收到了來自華盛頓海洋保護中心的一個電話。他們正在開始一項國際海岸清除工程，要求艾犁湖設代表處。他們問我是否願意招募誌願者來清除沿紐約州的海岸的垃圾並記錄那裏的垃圾丟棄情況。
這是否就是我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