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深知，國家官吏素質的好壞，直接關係到一個國家政局的安危。他說：“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任惡人則國亂。”因此，他不厭其煩地向唐太宗講諫，要把忠正賢良、廉潔奉公、才華出眾的人才，選拔到各級領導位置上來。但說起來容易，真正能區分出“君子”與“小人”、“忠良”與“奸詐”、“善人”與“惡人”實屬不易。為此魏征針對唐太宗一時在擇官用人方麵存在的“蒿蘭同臭，玉石不分”，“用人不善”，“賞罰不明”的問題，在貞觀十一年與十四年向唐太宗先後進奏了《論君子小人》、《論禦臣之術》兩篇著名疏文，陳述了他的人才觀。魏征認為：現在的群臣中，具有品德廉潔、才能卓越的人是很少的，原因有二：
一則是由於國君從愛憎出發，使賢邪混洧；二則是由於朝廷對他們要求不嚴，表彰獎勵還不夠精細的緣故。如果國君對待群臣能夠“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再加上“勖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即是說，用大公無私、忠心為國來勉勵他們，用遠大理想來要求他們，就能引導他們“得行其道”，在自己的職責範圍內做出應有的貢獻。
魏征觀察人的基本方法是：“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即觀察一個人的言行以及貧賤時的所作所為。
魏征在這裏列舉人才觀的基本原則和方法，是非常實際的。
魏征認為：一個國君，如果真正要想全麵了解每個官員思想品德的內涵及本質，做到“知人善任”、“選賢任能”，必須要首先能劃清“君子”與“小人”、“忠良”與“奸臣”、“善人”與“惡人”的分類界限。那麼，分類界限又按什麼標準去劃分呢？魏征在貞觀十四年向唐太宗進奏《論禦臣之術》的疏文裏，引用漢朝人劉向編著的《說苑》關於“六正”、“六邪”人物評鑒之說，作了明晰而又肯定的回答。“六正”人物的標準是：“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
二曰，虛心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論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數稱往古之行事，以曆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
六曰，家國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麵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六邪”人物的標準是：
“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善，主所為皆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嫉善妒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朝廷之亂，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令，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使黑白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
魏征認為：人臣的行為有“六正”、“六邪”的區別。“行‘六正’則榮，犯‘六邪’則辱”。所以魏征把處於封建帝王時代的人臣，根據中國古代儒家倫理道德原則所謂的“君子”與“小人”，“忠良”和“奸詐”，“善人”與“惡人”的行徑來分別劃歸為“六正”與“六邪”兩大類，正邪各有六種，作為考核、任用、教育官吏的“權衡”、“繩墨”、“規矩”，是對每個官員“審訪其行”以後客觀而又公正的政治結論，這無疑對唐太宗在貞觀時期選拔德才兼備的幹練官員從思想認識上做好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