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維斯繼續說道：“你們不要以為英國人的士兵都跟大清的士兵一個德行，在英、法這些西方國家，當兵是一個國民的義務，士兵唯一的負傷就是保境安民，老百姓也都以當兵為榮，哪象大清的綠營八旗，根本就是一群土匪。而且西方國家的政府都是老百姓選出來的，必須保護每一個老百姓，而士兵也是從老百姓中間來的，如果政府敢不管這些被俘的士兵，第二天就得被老百姓趕下台。”
“官府是老百姓選出來的？”“被老百姓趕下台？”田瑜、呂卿候和莊繼華覺得自己的腦容量不夠用了，這些聞所未聞的奇談怪論讓三人懷疑自己的耳朵聽錯了。至於那些土著士兵，大多都不知道李首長說的是什麼。
看著三人一副驚異的表情，李維斯也覺得自己講得太多了，“民主”、“共和”這些東西對十九世紀的中國人來說無異於天方夜譚，他們根本理解不了，而且光複軍以後實行什麼樣的政體還沒有最後定論，現在也不宜在老百姓，尤其是讀書人中間傳播這些思想。於是他也不再多說什麼了，看了看手表，對莊老板說道：“時間差不多了，我們去鄉下的吧！”
田瑜也站起身，向李維斯拱手作別，“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今日聽了大人一番話，也讓學生受益良多。大人既然還有公務在身，學生便不多加打擾了，就此告辭。學生一先對西洋事物多有興趣，大人也是見多識廣之人，日後有機會學生還想向大人多多請教！”
田舉人想與李維斯，或者說幸存者多做交流，李所長當然十分歡迎，便邀請前者以後有空的時候來區政府做客，到時候雙方再就感興趣的話題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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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的幾天，各鎮各村的鄉民都在傳說撫恤陣亡士兵家屬的新聞，死一個人就賠五十兩銀子，這些絕大多數家裏連五兩都拿不出來的老百姓集體眼紅了。更不要說一月二兩的軍餉，人死了還幫忙贍養老人撫養幼子，如此優越的條件，讓整個新安縣範圍內老百姓參軍的熱情空前高漲。各鎮的征兵工作也從硬行攤派變成了爭搶，負責征兵的“人民代表”家的門坎也快被人踩破了，說情的、送禮的，二十一世紀的一幕提前一百多年出現了。三百人的員額，各鎮加起來一共送來了五百多人，為此總政和總參聯合對送來的新兵進行了甄別，製做了詳細的士兵檔案，把所有身體條件不符，如體質弱的，有傳染、精神等疾病的，抽鴉片的；家庭條件不符，如是家中獨子的，未成年的，年齡過大的都統統清退回家。
除了陣亡的一百三十一人，光複軍另有五十七人因為各種傷殘也必須退出現役，關於這些人的出路，管委會也專門進行了討論。傷殘軍人由政府負責安置，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至於怎麼安置，不少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譚非提出讓傷殘軍人以後在各工廠企業或者政府部門負責看大門的工作，因為這些土著士兵大多沒什麼文化，也沒有一技之長，就算進工廠當個工人怕都不合格，所以譚副主席才提出，安排傷殘軍人來幹這種在原時空一般都安排給老頭的工作。不過這個方案遭到馬當歸、魏博之、申行時等一幹軍中首腦的反對，魏博之指出，“如果把傷殘軍人安排到這樣的工作崗位，實際上是把傷殘軍人定位為廢人。這些傷殘軍人目前都隻有二十多歲，以後還有幾十年的歲月在等著他們，如果讓他們去從事看大門的工作，這會造成他們在新社會中一直處於一個很低的社會地位，這對他們是不公平的。”
“而且我們的軍隊會發展壯大，現在的土著士兵也會職務越來越高，而傷殘軍人看到他們同時入伍，留在軍隊中的占友地位越來越高，也容易造成他們心理不平衡。”申行時對魏博之的觀點進行了補充。
“我們必須拋棄傷殘軍人是廢人的觀點，”馬當歸總結了一下幾人的意見，“這些人為我們的事業流了血，就應該得到應得的獎賞，就算有一些肢體殘障，隻要不影響智力和行動能力，就可以把他們讓到更重要的工作崗位。”
這時留守參謀部的作戰處長楊波也發表了意見，“等我們開始建立鄉鎮基層政權的時候，完全可以把這些傷殘軍人安排到地方上擔任派出所長或者人武部長。在原時空轉業軍官有能力的一般都轉到公安部門，我們也可以照搬這一辦法嘛！”
“楊波同誌的意見很有建設性！”主席黃凡丁也表決支持軍隊首腦們的意見，“我們現在本身也很缺乏基層幹部，這些傷殘軍人的忠誠度應該沒有問題，到了地方上也能讓我們更好的掌握基層政權，而不會讓地方上的豪門大戶把我們架空。”
“這些人本身也是本地土著，和地方上的大戶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怎麼才能保證他們不會和地方上的大戶勾結在一起，和我們玩欺上瞞下這一手呢？”吳逸之出於對土著和地方宗族勢力的戒心反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