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修辭的隱喻
體育與藝術
作者：江麗麗
[摘要]尤鳳偉的《中國一九五七》是近年來少有的關於反右題材的佳作，不僅表現在思想性上，更表現在敘事策略上。隱喻是小說所運用的最重要的敘事策略，它不僅豐富了小說的精神內涵，而且為小說各部分之間的聯係提供了一條內在的精神邏輯線索。通過對隱喻的多義性、互文性以及係統性的分析，深入闡釋小說的內在結構和意義。
[關鍵詞]隱喻 多義性 互文性 係統性
關於反右題材的文學創作，尤鳳偉的長篇小說《中國一九五七》不論思想上還是技巧上，都堪稱近年來難得的佳作。作者將自己對曆史的敬畏，對大寫“人”的敬畏以及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內心強烈的責任感一並融入到創作中，這是我們麵對這部小說時之所以會產生如此真切的沉痛之感的主要原因。
文學是人學，不是曆史學。李丹夢的批評是沒有道理的，尤鳳偉並非意圖“以文學的方式去複現、描述曆史”，而是專注於再現曆史背後的人，再現那段特殊曆史境遇中無數被埋葬了的人以及他們被嚴重扭曲了的人性。曆史隻是作品的時空，本就不是作者表現的重點，所謂“曆史被偷梁換柱成了人性史”的批評也無法成立。作者選擇以第一人稱“我”來回憶那段曆史，有著特殊的意義：“我”正為了昭示一種自由精神的不滅和知識分子的不屈。“我”的回憶本身就是一種良知、一種責任的彰顯，“我”的抒情與獨白，也決不是文學為了拒絕曆史的平庸所作的發嗲，而是顯示出一種巨大的直麵慘淡過去的勇氣，恰恰是人性不屈的表現。在沉寂了幾十年之後，“我”心中那一點殘存的、微弱的精神終於從苦難中站起來，帶著血和淚的記憶掙紮著醒過來，這不正是一種抗爭的表現嗎？
麵對這個敏感度極高的創作題材，尤鳳偉在《中國一九五七》中充分展現了自己的駕馭能力和應對智慧，將這部充滿血淚的人性史深刻地呈現在筆下。這不僅體現在“強製回憶”，“春秋筆法”的大事記，“我樂嶺人物誌”以及小說中的小說等這些敘事方式獨具匠心地運用上，更著重體現在小說精彩的“隱喻”藝術上。
一、隱喻的多義性
隱喻的關鍵在於語境，猶如地基之於大廈。《中國一九五七》的精彩首先在於隱喻的多義性。以“吃蛇”為例。“吃蛇”是小說第三部分最重要的一個隱喻。假設離開文本特定的語境，“吃蛇”放在任何一個時代都隻不過是一個不起眼的舉動，而那場“吃蛇”的爭議也隻能相應地成為一場鬧劇，那位龔和禮教授不過是一個迂腐不堪的學究，他那份“蛇不屬於人的食物鏈，我餓死也不會吃蛇的”的固執更是滑稽、可笑之極，也絲毫激不起我們半點敬意。然而，當把它放回文本中人物所處的那個特殊的時空，隱喻的深義就顯現出來了。
在反右那個特殊的年代，在殘酷的勞改農場裏，人人都主動從生存的底線往後撤，為了爭取減刑，可以不惜將自己的朋友告發，甚至致其死地；為了爭取升遷，可以騙取人的同情，而後將照顧自己的人送上斷頭台；為了一句上級領導的嘉獎，不惜殘酷地對待自己的同胞，而這一切都在革命、在生存的名義下理直氣壯地發生。這就是“吃蛇”爭議發生的背景，隱喻意義生成的語境。吃不吃蛇，不再是無足輕重的小事，而是事關人格與尊嚴的安身立命的大事。
在小說裏，“蛇”已經不是作為一種低人一等的動物出現，而是作為擁有與人同等生存地位的生物出現，人對蛇的殘忍實際上是預示了人對人的殘忍，而吃蛇也就成了吃人，人為了自己的生存毫不猶豫地剝奪了蛇的生存，這不正是對那個特殊時代裏人為了自己的生存不惜出賣朋友，踐踏自己的人格和尊嚴，違背良知傷害他人的深刻觀照嗎？由此，龔和禮寧死不吃蛇的舉動，正是他堅守自己的人格和良心、維護自己做人尊嚴的體現，他堅持“食草”，最後渾身浮腫而死。在此處，“死”並不代表失敗，相反，它意味著成功。龔和禮最終用自己的生命實踐了自己心中“生存不是一切”的信念，顯示了信仰的力量最終是能夠戰勝生存本能，人還是能夠守住人格底線的。他用自己的死完成了精神的升華，這也是作者尤鳳偉對像龔和禮這樣的“食草”一族知識分子的最高禮讚。
此處，“蛇”的境遇還隱含著更深一層的況味。那些被當局的“陽謀”引出洞而遭捕獵的右派不正像被陳濤誘捕的蛇一樣嗎？對自然界的蛇而言，陳濤是強大的，它們無可逃脫被捕殺的命運，而這些右派麵對的是更加強大的國家機器和無所不在的輿論機器——群眾，他們同那些蛇一樣也無可逃脫被“捕殺”（精神戕害）的命運。“蛇”的境遇就是龔和禮，周文祥，陳濤，馮俐，李戍孟，高雲純等等所有右派共同的境遇，而周文祥在捕蛇過程中深深感到失望和悲哀，也正因為他想到了這一點，同時他看到了這境遇的結局——不是堅守著死去，就是墮落地活著。而作為求生的俗人，他注定了隻能選擇後者，並絕望地步入“吃蛇”的行列，這正是大部分右派最終的結局。